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域

“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实然的促生关系。通过与新发展理念下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积极互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可以追求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发展教育学的“发展”“教育与发展”“教育发展”的三维共振模式能够阐释这一实践过程。“发展”的维度：新发展理念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教育与发展”的维度：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优化自身规划与功能耦合,满足外部环境的需要;“教育发展”的维度：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在满足外部环境需要的同时,综合提升自身创新性人才培养与科学知识生产服务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同根同源千里情缘——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文化夏令营活动侧记

台湾学生住在青岛大学,宽阔的道路、高耸的大厦,让台湾学生感觉到这个大陆沿海城市跳动着的现代脉搏。然而,当被问及对青岛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台湾学生们都说是八大关的欧式建筑和新鲜的青岛啤酒。     

浅议构建海事行风建设保障机制

海事部门作为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规赋予的水上安全监督和防止船舶污染的执法权,还担负着船舶及海上设施检验、航海保障等管理职能。近年来,全国海事系统通过开展一系列创建文明活动和保持共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海洋维权的斗争实践

抗战胜利后不久,日本经国民政府允许,重新进入中国近海捕鱼。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予以谴责,并领导沿海解放区开展对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建立起军事护渔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联防体系。1955年中日签署渔业协定,海上斗争暂告缓和。岸信介上台后与华交恶,中共“以打促谈”,发起对日远海渔业竞争,迫使日方重回谈判桌前。整个过程中,中共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斗争策略,维护了中国在东、黄海的领海主权和捕鱼权。     

刍议强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巨大挑战,学界对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存在颇多争议。强人工智能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与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相同,因此难以认定强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强人工智能本质为程序,以程序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不恰当;同时,难以设计合理有效的刑罚体系对强人工智能进行适用。强人工智能的价值是服务人类,将其视为附属于人类的“活的工具”似乎更为合理,使用一般技术手段对强人工智能实施的侵害行为进行规制更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应急法制体系——以“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为进路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应急法制体系受到了外部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和内部应急法律制度体系的结构约束。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撬动应急法制体系结构—功能变化的一种变量,对应急法制体系中应急预案监测预警和灾后评估这三项关键性结构要素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功能上虽然提升了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应急权责结构不稳定、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不协同的潜功能和反功能。为了避免人工智能时代应急法制体系反功能的产生,有必要对其内外部结构进行优化:一是确立法制先行的一案三制关系,收缩应急预案创设机构和职能的具体权力,建立以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为核心的应急预案编制模式;二是对监测预警制度与应急响应制度之间的对应性架构进行衔接和统合。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的范围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是法治政府建设应坚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如何划分法定范围是适用这一原则的核心问题。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重要性理论应当成为划定法定范围的正向标准,而功能结构主义则构成反向标准;前者是主要标准,而后者是辅助标准。基于此,应将执法性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与所有行政机构设置的报批程序划入法定范围,将服务性行政机构的设置与所有行政机构的规格升降、名称变更以及部分临时性、试验性机构的设置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     

减价制度之反思:以功能实现为中心

减价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降低价格恢复原有交易中的对价均衡,化解因瑕疵给付而导致的继续履行不公平。我国法中的减价并非解除的替代,基于合同变更思想将减价权设定为请求权,更为合理。减价功能实现的关键在于其特定的计算标准,《买卖合同法解释》中规定的减价计算方式,偏离了减价的特定功能,应改为采用比例差额计算法。减价的功能决定了其救济范围限于履行本身的价值损失,故其并非次级救济,且与后续履行是处于同一层级的选择关系。减价与损害赔偿在履行本身价值损失的救济上为选择关系,除此之外两者为并用关系。     

老旧小区改造:强了治理,暖了民心

如容颜衰老一般,建于上世纪八九十代的老旧小区如今面临设施设备老化、服务功能弱化、环境质量较差等问题,成为现代化都市“灯下黑”。2018年以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紧扣群众需求、城市需要,对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改造。在共商共建共管的改造工作中,群众幸福指数提高了,社区治理也上了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