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起蓝色经济的坚实屏障

今年6月,作为2013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重要内容之一的海洋生态修复活动在普陀沈家门渔港举行启动仪式。当放流船行至莲花洋海域,15万尾鱼苗被放归大海,包括大黄鱼、黑鲷、条石鲷、海蜇、乌贼共5个品种。据悉,今年舟山市将安排海洋生态修复资金850万元。舟山首次实行增殖放流可以追溯到1982年,而大规模的放流活动则从2004年开始,通过一系列活动,近年来公众的海洋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打造海洋生态品牌扩展旅游发展空间——建立三沙市七连屿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设想

国务院于2012年6月21日批准海南设立地级三沙市,标志着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捍卫、资源保护与开发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西沙群岛永兴岛作为三沙市政府所在地．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新时期我国政府海洋科技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我国已进入海洋科技实现战略性突破的关键时期。海洋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科学管理与引导,本文考察分析了我国政府海洋科技管理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国外政府海洋科技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启示与借鉴,提出了我国政府海洋科技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机制初探

南海是半闭海,应加强国际合作以保护海洋环境资源。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主要应包括南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南海油污预防与处理合作机制、南海搜救合作机制、南海海洋保护区合作机制和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机制。     

三门：以海洋文化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将海洋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上升为国家级平台,明确了“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空间布局．三门湾迎来了开发建设的机遇。夏宝龙书记在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把三门湾区域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水平较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海湾”。     

我们都有一个“三沙梦”——访全国人大代表肖杰

2012年7月,当选三沙市首任市长,并任首任市委书记,三沙市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肖杰有着别样的心情。"报告中谈到,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这是三沙工作的信心和动力,也是重大机遇。"来自三沙的肖杰,对"海洋国土"情有独钟,一开口就不离"海洋"二字。海岛调研"为开好人代会,我从春节前就开始‘备课’。"肖杰说,几个月来,他乘船穿过茫茫大海,登上七连屿、鸭公岛、赵述岛等岛屿,和渔民促膝谈心,征求意见建议。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机制探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遗传资源,但现有的国际法尚未对其管理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多个论坛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解决进路。其中,扩大管理局的职能范围,使其能对海洋遗传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具有诸多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左,实施难度较大;采用区域性管理机制能使特定区域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却容易导致情势的碎片化;实施短效管理机制虽能防止形势恶化,可并不具有拘束力;制定一部《海洋法公约》的执行协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制定海洋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中菲黄岩岛事件要求我国加快出台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对于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海洋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具有特别指导意义.由于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的形成和显现有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对其的处理不仅考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也关系我国由区域性海洋大国向世界性海洋大国的成功转型,更关系我国核心利益和海洋权益的维护.我国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是通过发展海洋经济实现的,易被他国接受.同时,为确保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将其政策和措施等予以固化.为此,我国制定海洋基本法就显得特别紧要.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 Challenges over China＇ s Rise

China’s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 are residual,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o resolve.In order to keep up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China has produced its guideline on principal ownership,putting disputes to one side,and pursuing joint development.While this has been accepted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问题——以“南海仲裁案”为例

作为国际司法裁判进程的“副产品”,国际法上的“司法造法”问题因为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而日渐突出.在对国际法进行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国际司法机构不时突破正常的司法职能,事实上修改或创设规则,从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南海仲裁案”中,虽然国际仲裁庭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大尺度的“造法”工作,但囿于正当性、公正性和政治化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这一“造法”活动价值有限且有损国际法治.相关裁决不应成为国际法上可资援引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