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真相是如何被掩盖的--兼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史实真相的揭示是历史人物评价的第一步,也是困难重重的一步.这不仅是因为史实常与当下的利害关系相纠缠,其真相的揭示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阻碍,同时也由于学科规范的欠缺,规范在检视、识别和纠错上的功效甚微,使得被歪曲或掩盖的史实真相不能及时地获得纠正.     

三论蜀假吴人之手杀关羽--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

诸葛亮所任的“军师将军”就是“军师”。东川(汉中)与西川是《三国演义》地理概念,不应在研究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中使用。刘备的荆州军经过二次分兵入蜀,留给关羽至多不超过3万士卒,所谓关羽兵力雄厚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关羽决不是镇守荆州的合适人选刘备在用人问题上铸成大错。章太炎提出的“蜀假吴人之手杀关羽”之说是无所避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     

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要求 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不懈地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利用违规获取的积分、回报券兑换商品行为的司法评价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马某某,以劳务派遣方式到某珠宝公司担任营业员,后调至客服部负责办理会员卡、充积分,优惠抽奖等工作。在客服部工作期间,因其熟悉计算机系统操作,多次被公司安排负责公司促销活动软件系统的验收和调试工作,并负责培训客服部员工操作该系统。马某某通过公司培训及实际操作,发现系统存在漏洞,原本按公司规定于2018年1月25日至2月22日开展促销活动,顾客可持当日小票参与抽奖,但是系统未对小票日期进行限制设置,导致活动日期之前的销售小票可以重复参与本次抽奖返券。     

“CAV教学模式”高职生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分析——以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CAV教学模式"是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为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而提出的一种教学模式。这一模式要求进一步细化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使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更具针对性,符合社会发展对高职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本研究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基础上,将高职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提炼为"三维度"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突出学生的听力、口语和阅读能力培养。     

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对湖北水稻产量影响研究

湖北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水稻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年来湖北水稻总产量增长缓慢,推广水稻生产农业技术成为了提升湖北水稻产量的重要因素。在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现状及其农业技术推广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推广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对湖北省水稻产量的贡献率。发现2012年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效率为44.63%,较1990年翻了一番,但近年来上升趋势平缓;除种水稻劳动力外,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固定资产投入以及有效灌溉率对水稻单产量都有较高的贡献度。     

高校要努力营造弊革风清的育人环境

高等院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光荣使命,肩负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重任。能否实现弊革风清,事关党的教育方针能否得到全面贯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山西高等教育能否顺利发展。高等院校理应开领风气之先,努力营造弊革风清、立德树人的良好育人环境。一、按照弊革风清的要求,深入开展学习讨论落实活动,建设好高校的领导班子     

知识产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中的“避风港”规则,规定了“通知—删除”制度,但这种借鉴并不完全,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比如反通知,错误通知责任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处理侵权通知而免除对网络用户的违约责任制度等等.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中不完善的“通知—删除”制度往往被滥用.目前行为人滥用“通知”制度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为了矫正《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通知—删除”制度的失衡,应该适当限制“通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诉前禁令为参照,从实体以及程序两方面来规制滥用“通知—删除”规则行为.     

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析--基于中英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比较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