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本土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构建

在中央关于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也提出＂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已经被提上日程。对我国各地司法试点探索情况的比较分析,揭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探析轻罪记录消灭制度构建的相关问题,以刑法的最新修订动向为导向,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议。     

去除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时效制度存在理由论

"权利消减"的时效构成背离了人类的一般道德情操和自然正义观念,而"公益"、"社会秩序"、"信赖保护"、"社会效率"、"不保护权利上的休眠者"等都不能使该构成正当化。将时效定性为"权利推定"的制度,克服真正权利人或已免责义务人的举证困难,将从根本上去除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使其成为"人类权利的保护神"。     

请求权竞合论:以诉之选择性合并为归宿

请求权竞合问题由来已久,产生于actio体制的分离过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法表现为两种态度,一者为直面之,并寻求规范适用上的先后;一者则径直加以否认,视之为基础或规范竞合。相反,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围绕此问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标的论争,最后以德国采用二分肢说,日本采用一分肢说加以解决。我国实体法径直要求当事人起诉时作出选择的方法弊端丛生,诉的选择性合并理论可以提供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     

无催告情形下合同解除权的消灭

约定解除作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在约定解除的方式中,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且相对人没有催告的情形下,其解除权人的解除权于何时消灭,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根据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以及具体案件中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来认定其解除权是否消灭。     

刑法解释论视角下的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前科终生相随的体制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其所受的重视一直不够.然而,科学的前科制度关系我国对犯罪分子的改造事业成败大局.基于刑法解释论的视角,从前科制度的历史发展维度等多重视角出发,论证了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应有走向,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刑事制度的完善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1948年中共中央“指示”与新中国建立前后银行业变迁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对私营银钱业政策的"指示",明确了对解放后私营银钱业"暂准存在"、"严格管理",使其"逐渐走向消灭"的基本政策。据此,新解放地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相关领导部门及时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对该行业进行整顿与改造,使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率先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进而实现了银行业的国有化。"指示"及其贯彻的实践,是"以俄为师"的"一边倒"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法律评价

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第6条对累犯制度进行了修改,根据该规定,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这也意味着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一律不作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那么未成年人的前科还能否成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呢?这一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还应否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评价,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适用法律,有必要认真加以研究。     

对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探讨

前科消灭制度由于能够保障有前科者顺利回归社会而备受各国刑事立法的推崇,而这一制度在我国尚属于法律盲区。无限期存在的犯罪前科记录将对有前科者造成一系列法律上和社会上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本文将从我国现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构建方案等方面进行探讨。     

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前科消灭不仅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 ,而且还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刑事立法对前科消灭的漠然 ,不能也不应当影响刑法理论对此问题的探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有前科者的各种权利必将会受到法律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 ,适时有度地在我国刑法典中设置前科消灭制度 ,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抉择。     

再论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

权力腐败是权力的非责任化和权力的权利化。权力腐败的本质是剥削 ,这种剥削是通过追求最大化的“非生产性利润”而形成权力资本实现的。遏制腐败 ,可以从权力成为“寻租”、“设租”对象的诱因 ,即权力不当干预或进入市场 ,导致权钱交易腐败现象恶性发作上去认识。也可以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 ,即通过成本分析进行遏制 ,因为权力腐败都是需要承担风险和支付成本的 ,只有国家法治措施达到腐败成本大于腐败收益时 ,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权力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