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刑事案件处置之司法困境及对策探略

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存在着处置依据变异,中外公民法律地位不平等,成本与效益失衡及国际警务合作脆弱等困境。摆脱困境的主要对策是强化法治观念,依法处置涉外刑事案件;不断完善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法律体系及机制;夯实国际警务合作基础,大力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涉外法治:开放发展的规范导向

中国倡导、规划、推进的涉外法治思维和工作是法治理念、法治体系在国家涉外工作中的投射,与国内法治、国际法治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着立场和外延上的界分.涉外法治是国家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推进法治的涉外拓展,也表征着涉外关系的规范导向、法治转型;体现着本土法治的国际影响,也包含着国际法治的本土适应.涉外法治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广西法院：涉东盟商事海事审判工作成果卓著

作为紧邻东盟各国的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涉东盟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中作出了积极有益、成果卓著的探索。 一、完善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管辖制度,切实保障审判公正与离效 涉外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涉外商事案件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广西全区14个市中级人民法院都已经具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全区法院系统基本形成了以“特定管辖法院、专门审判机构、专业审判人员”为特征的涉外商事审判新格局,完善了全区涉外商事案件审判力量的布局。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及其启示

清末中西实力失衡,列强在通商续约过程中提出版权保护要求。清政府在涉外版权谈判中面临取舍难题：对外而言,保护外国版权是收回治外法权的条件,但这会导致级差效应,加剧贸易逆差;对内而言,不保护外国版权短期内有助于讲求西学、文明开化,但可能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与文化的长远发展。反复博弈后,中外达成了涉外版权的有限保护条款,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适用,避免了我国在国际法领域进一步处于被动。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可以为我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国际犯罪的比较研究

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并非一个命题的三种不同表达,而是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错的刑事法律范畴。因此,比较分析这三种不同犯罪类型的基本特征,明确其间相互区别的界限和一般原则,对于全面贯彻执行刑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准则,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涉外法律实务操作要点及建议措施

在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的差异,大量的经贸往来必然会带来分歧或纠纷,因此,衍生了约束或规范不同行为方式的规则和模范,同时由此带来法律,尤其是涉外法律的创新需求,然而当前在涉外法律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漏洞问题。因此,本文将对涉外法律实务操作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一些措施,希望可以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涉外法律实务操作及深度剖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国企业也逐渐走出国门,在全球市场上大放异彩。在全球市场上,与国外企业或个人发生经济纠纷极为常见,各国也都出台了对应的法律。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涉外法律产生了更多的关注。涉外纠纷的处理需要涉外法律的支持,所以涉外法律实务操作非常重要。本文将结合涉外法律实务操作的重要性,分析当前我国法律实务操作存在的问题,并谈一谈具体的改善策略。     

论高素质专业化涉外警务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而涉外刑事等法律问题也随之增多。涉外警务工作面临着重重考验,急需具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及完善的法律知识储备的复合型涉外警务人才。然而,目前涉外警务人才的培养机制尚不完善,乏力的人才供给现状难以满足涉外警务工作的实际需求。为解决上述问题,涉外警务人才培养应采用“双轨制”,通过学历教育机制与优化职业培训机制的并行优化,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涉外警务人才。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