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督抚的地方官制改革策略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确定了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基本思路,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以求以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基础。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从1906年11月至1907年2月,地方督抚根据中央提供的预案就地方官制改革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激烈讨论,主要涉及省政府机关的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设置、官吏的选拔标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国力乃其真精神,官制由如形式＂的有益见解,为1907年7月7日正式出台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决策基础。     

清末结社权分析——以戊戌学会、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为样本

清朝末年,在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的震荡下,在权利诉求的催发下,社团勃发成为一时之政象。戊戌时期的政事结社尚不成熟,是前法律的突破;立宪团体在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结社逐渐成熟,属于法律框架内渐进式的突破;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团体为非法存续,极端地破坏现有秩序,以对法律蔑视的姿态实施突破。这些结社的共通处是团聚力量,谋求社团的政治目的。     

国际公约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外关系

清末新政时期，为摆脱外交困境，清廷内外对国际法的关注焦点由该法“是否可信”转向怎样“合于公法”，在对外观念上也最终形成自进于文明国的意识，参与国际公约则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公约的数量逐步增加，涉及领域日渐拓宽，同时亦表现出谋求恢复地区性大国地位、建构平等条约关系、维护国家权益却又不谙相关国际程序等特点。而中国运用国际公约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相关立法及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亦加强了中国的国际交往，拓展了外交局面。虽然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利用国际公约维护国家利权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逐步增强，但这未能根本改变中外条约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和中国低下、边缘的国际地位。     

新政给力小微企业

过去的30多年是小微企业的黄金发展期，江苏省有一大批小微企业成长为今天民营企业的佼佼者。如苏宁、雨润、三胞等。现阶段这一黄金发展期已经过去，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宽松的环境约束等低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日渐显露，小微企业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体现在行动上，     

新政

市县完不成保障房任务不能建购办公用房；原村集体产业用地可进入市场流通；重点项目进度落后3个月将出局。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信访新政呼唤立法支持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出台《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问题的意见》,我国开始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非涉法涉诉的普通信访如何处理？能否通过加快立法,完善信访制度,更好地畅通群众诉求的表达渠道？     

关注市政府民生保障新政：调整相关规定，保障低收入职工基本生活

今年4月1日，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620元调整到1820元，增加12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4元调整到17元。同时调整的包括失业保险金标准、就业补助标准和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三项，以及职工医保年度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大国新政：聚焦三大“顶配”机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三个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正副负责人不少于三名在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顶级配置”机构，一直以来都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受访专家认为，三大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的条块分割格局，在一些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中实现党政高度融合，避免权力过度分散，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新探索。     

地方新政

湖南 郴州规定干部推荐实行实名制；青岛 外地资本可参股垄断行业； 江苏 将定期公告社保基金收支情况；浙江 温州实行行政首长问责制；云南 483万老年人将获28项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