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岭大附中殴师致死案

在中国传统社会，尊师重道一直都是一条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恪守不变的伦理准则。然而，民国后期，正当国共内战正酣之时，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校园，竟然发生了一件骇人醑闻的学生殴打老师致死案。这一案件的原因很简单，几个学生向任课老师索取考试题目不成，     

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之歌

作为学堂乐歌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主题,“军国民教育”在清末民初为一些爱国志士所鼓吹,军国民教育之歌应运而生.总的来看,军国民教育之歌经历了从学堂乐歌到军歌、从报国鼓吹到革命动员、从边塞诗韵到丛林歌声的转变.     

民国要员朱家骅的别样人生

他曾位居国民党中枢，历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组织部长，以至“行政院”副院长。他是“反革命”，曾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为中共（1948年）宣布的国民党43个战犯之一，序列第二十。     

论清末督抚的地方官制改革策略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确定了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基本思路,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以求以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基础。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从1906年11月至1907年2月,地方督抚根据中央提供的预案就地方官制改革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激烈讨论,主要涉及省政府机关的设置、地方自治机关的设置、官吏的选拔标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国力乃其真精神,官制由如形式＂的有益见解,为1907年7月7日正式出台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决策基础。     

清末结社权分析——以戊戌学会、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为样本

清朝末年,在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的震荡下,在权利诉求的催发下,社团勃发成为一时之政象。戊戌时期的政事结社尚不成熟,是前法律的突破;立宪团体在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结社逐渐成熟,属于法律框架内渐进式的突破;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团体为非法存续,极端地破坏现有秩序,以对法律蔑视的姿态实施突破。这些结社的共通处是团聚力量,谋求社团的政治目的。     

黔中名胜拾遗

三元宫,位于贵阳大西门金锁桥东侧(今贵阳美术馆旁),前临市西河,后倚西门城墙,是旧时贵阳道教三大道观之一,其中"三元"是指所祀的天、地、水,道教亦称"三官"。三元宫原名三官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光绪二十四年(1844年)重修。后年久倾圮,光绪年间(1888-1897)修复,改名为"三元宫"。民国6年(1917年),增建高约20米的三层八角阁楼,取名"明文阁"。民国8年(1919年),在阁旁修一船楼,形成"亭阁台榭无一不备,大河前横,山水清幽"的筑城胜景。1937年至1949年,国民党社会部所属贵阳社会服务处于三元宫内开设旅社、餐馆浴室等行业,1949年后,贵州省工商厅曾在此办公,1958年改为职工宿舍。20世纪50年代因疏通市西河,拓宽河面,撤除了部分三元宫建     

国际公约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外关系

清末新政时期，为摆脱外交困境，清廷内外对国际法的关注焦点由该法“是否可信”转向怎样“合于公法”，在对外观念上也最终形成自进于文明国的意识，参与国际公约则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公约的数量逐步增加，涉及领域日渐拓宽，同时亦表现出谋求恢复地区性大国地位、建构平等条约关系、维护国家权益却又不谙相关国际程序等特点。而中国运用国际公约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相关立法及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亦加强了中国的国际交往，拓展了外交局面。虽然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利用国际公约维护国家利权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逐步增强，但这未能根本改变中外条约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和中国低下、边缘的国际地位。     

民国四公子之一溥侗的传奇经历

溥侗生于清朝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载治生父是奕纪，因道光帝长子奕纬无后，载治奉旨为嗣。从血脉上说，溥侗是奕纪的嫡孙，而奕纪是清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成亲王永埕的嫡孙，因此溥侗是成亲王一脉。     

清末民初湖南省政权机构设置的递嬗

清末民初是湖南省政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机构设置尤其显著.在分权制衡总原则指导下,行政机构经历巡抚部院、都督府、巡按使公署、省长公署等阶段,并采用"分科治事"履行职责.立法机构先后出现咨议局、特别议会、正式议会,以常年会、临时会作为议政主渠道.司法机构相继设立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大理分院、控诉法院、高等法院等机构,一度实行了审、检分离,民、刑分开的体制.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