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当众演讲的中国女性

今天,女性当众演讲似乎已成平常事,她们的伶牙俐齿和敏捷思维使其巾帼不让须眉。众所周知的是,民国领袖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和国内各地的演讲,是蒋介石延续其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人不知的是,在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三十年,由于中国女性地位低下,几乎所有的公共场合均没有女性发言的机会。这种不公平的历史,在1901年3月15日被一个来自今珠海地区的女孩——薛锦琴改变。     

民国知识界言说中的《新民主主义论》

民国知识界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广泛关注与评述,可以为解读《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价值提供注脚。虽然国民党明令禁止《新民主主义论》的印行,但共产党突破国民党宣传禁锢的努力加上部分知识分子的推介,使《新民主主义论》对民国知识界仍然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而言,《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宣示了中共新的革命与建国篇章,消除了知识界对中共的误解,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中共的原因。此外,《新民主主义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时调唱歌与清末之社会启蒙运动

流传于市井的时调艺术以其俚俗时行的特质,与清末启蒙思潮正相契合,因而被一些感时忧世的爱国文人所关注、重视并加以利用,成为开启民智、再造人心、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利器。启蒙者根据清末流行的时调曲调新填的曲词,已经完全跳出儿女情思、古人古事、市井俗态的窠臼,不但在题材内容、创作动机等方面呈现出新的质素,不论是感慨时政、劝戒恶俗,还是破除迷信、介绍新知,无不体现出"启蒙救亡"的特色,而且承载着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及强身—强种—强国、男女平等平权与维新图强的思想,因而老树发新芽,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掘时调艺术在清末启蒙思潮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研究的推进及重新评估时调之类的民间文艺的价值不无裨益。     

台北二手书店

每一本旧书,都极有尊严的样子,占着它该占的位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沽者也"。我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从台湾带回三箱新旧书,除了随身的一箱,有两箱尚未寄到。而师弟傅杰从台湾竟能淘回十几箱旧书,以及书友钟锦从温哥华托运回三十六箱书,庶几相当于石崇斗富的     

细节间的“民国范儿”读《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去趟民国》在形式上类似张岱的《夜航船》．依据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讲述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分为“勇女”、“饮食”、“穿戴”、“癖好”等二十个部分，展现出民国政洛经济文化鲁各个领域的大人物的私人生活，以及民国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情。     

吴佩孚与段祺瑞的传奇恩怨

民国初期,段祺瑞因在清末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监督(校长)而被许多职业军人奉为师长,直系主将吴佩孚也是其一。然而,对昔日的老师,吴佩孚却从未有酬恩之念,反倒每作忤逆之举,直至段祺瑞过世后,才捐弃前嫌,亲自致祭并执绋,了却一生恩怨。政见不同的军阀首领之间,关系实值今人玩味。     

理念与习惯: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两个要素

民国民法典的编纂,基本上是以西方理念为理论基础,受源自于古代罗马法理性精神的启发,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效仿了西方私法的"民商合一"体例。同时,民国民法典编纂非常重视民间习惯这一实践资源,在编纂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充分利用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本土法制资源。可以说,"中西合璧"成了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主要基调,古罗马观念影响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风格,清末变法开启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时代,孙中山思想奠定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基础。中国当下的民法典编纂,既要借鉴和吸纳世界上先进的民法制度及理念,也应传承和弘扬中国各地优秀的风俗习惯及传统。     

做韩中人文交流的桥梁、灯塔和春风 韩-东北三省媒体人文论坛在沈阳举办

<正>由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主办、中国东北三省有关媒体参加的韩一东北三省人文论坛,日前在辽宁沈阳举办。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刘福根主持了整个论坛活动。论坛围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7月份访韩取得的成果以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东北三省韩中人文交流、明清时代韩国使节团与中国人文交流的历史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申凤燮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这是他就任大韩民国驻沈阳总     

民国归绥城街巷名称及其命名原则

归绥城街巷名称以商号和临近寺宇等具体地理实体命名的最多,其次为以方位、住户特征、行业命名的街巷,最后为以数字、吉祥含义等命名的街巷。众多以商号和寺宇命名的街巷,反映出归绥城商贸活动的繁盛和宗教的兴盛,也说明其街巷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和商业的发展。以机关单位名称命名的众多街巷,则反映出归绥城作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归绥城街巷命名的主要原则反映出在其街巷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宗教、商业及军政职能对城市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旧京“杆子帮”

正前不久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谈及打狗棍,其中提到了一个民间组织:"杆子帮"。历史上的杆子帮在北京也曾经出现过。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京师丐头,向分蓝杆子、黄杆子两种。蓝杆子"者,辖治普通之丐:黄杆子者,辖治宗室八旗中之丐也。"您瞧,乞丐组织也讲究尊卑之分哪。史料载,清末以至民国时期,黄、蓝两杆子并不局限于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