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的勃兴与民间规范的式微

从清末开始的变法改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法与民间规范浑然一体的时代。在清末民初西方化语境中日渐勃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由于法律对民众生活全方位的规制、"调查"方式本身的局限及立法者对习惯吸纳过程中的改造等原因,造成了民间规范的式微,最终形成了"国(国家法)进民(民间规范)退"的大格局。在法典化成为主流的今天,立法者必须注意调适国家法与民间习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力或持久性,在于能有选择地吸收拥有广泛民情基础且合乎时代需要的风习。     

新四军抗日,功耀中华

新四军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发展而来，其名称存在的时间为1937年10月至1947年1月。先后由叶挺、陈毅任军长，后组建为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对于新四军的抗日情况，中外历史资料都有很多记载，国共双方编写的军史、党史，国外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等都有论述。实际上，新四军的抗日环境相对八路军来说更为艰难困苦，因为其活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曾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担心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会影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论清末社会教育方法及对当代的启示

社会教育作为一种传统教育形式,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和谐与政治的稳定意义重大。在清末,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社会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并随新政的展开而具有鲜明的特点。清末的社会教育方法包括倡导白话文、创立学习机构以及下乡宣讲等。文章运用清末时期的文献资料分析了清末社会教育的方法,其对后世影响深远,对当代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挽联:残缺的民国风采

<正>中国人的丧礼,其实"去中国化"已久,献花、燃点烛光之举,接近西方的仪式,本来只有致送挽联,是对中国文化的保留,可惜中文水平一落千丈,中国人灵堂的挽联绝迹已久,只千篇一律,皆"沉痛悼念××同志"之类,挽联没有了,生前八股词汇,死后也官样文章。挽联是中国对联文化,除贴于庙宇梁柱之外的另一支。对联把单一方块字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最能表现中文的妙处,但以文字游戏居多,又因为喜庆,尤其俗套:新春写的是"天增岁     

真草篆隶：民国四大书家的墨迹

在清末民初,一批仁人志士跟随孙中山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这批仁人志士中有四位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并以精湛的书法享誉书坛,这四位书法家就是吴稚晖、胡汉民、于右任、谭延闿.其中吴稚晖精于篆书,胡汉民工于隶书,于右任长于草书,谭延闿善于楷书,他们四位在当时可谓各领风骚,并被誉为“民国四大书家”。     

仲永彦、仲永清：青海鲜为人知的抗战英雄

互助县五十镇桦林村坐西朝北，西靠大山，北临河水，河名宜春。据青海有关史学家考证，宜春之名见之于郦道元的《水经注》。桦林村是个汉族和土族杂居的村庄，在汉族人中，仲姓人家占了大多数。仲家人从清朝时就已成为闻名于青海湟水流域的富绅，良田千亩，牛羊满圈，骡马成群，同时在省城有商号，生意延伸至兰州。清末民初，富绅仲昭章重视教育，供长子永霭读完小学后，让他执掌家务，供次子永彦、三子永清读小学、进中学。     

回望民国教育——陈平原：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关于民国大学

从1911年清朝覆亡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这个被称为“民国38年”的时期，并不是国泰民安的盛世——正值朝代更迭，风起云涌，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更面临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四万万人国难当头。     

贵州近代工业的一波三折

贵州近代工业始于清末,但一阵热潮之后缓慢下来;抗战时期得到一个特殊机遇兴盛起来,战后又渐衰萎;1958年前后有一个小的起伏。几次兴衰,一波三折,与全国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反映了贵州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清末及民国年间两起两伏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清末贵州近代工业兴起,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光绪十年(1885),贵州巡抚潘霨奏请开采贵州矿产,于次年在省     

罪刑法定原则引入中国历程考

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但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上,罪刑法定原则的引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罪刑法定的思想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9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思想流入中国,直到将"罪刑法定"一词作为对西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的概称,大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     

民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学术理论形态的应世转生

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学术思想的继续,是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向西方学习真理的继续,而学术思想领域的“革命”成为时代思潮,体现了时代精神。这期间,西方各种思潮、学说纷纷传入中国,学术思想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等。而就中国学术理论思维形态的发展而言,正经历着创新和转生,这是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