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治组织产生的法律分析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进入“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政府作为改革的先锋,既是倡导和组织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运动的主体,同时,其本身也因政府财政赤字、管理合法性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而无可回避地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是一场“重塑政府”(ReinentingGovernment)、“再造公共部门”(ReingineeringthePublicSector)的“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运动”。这场运动以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推进依法治市工作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深入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联系人大和依法治市工作的实际，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当前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充分行使立法、监督等各项职权，在依法治市中发挥主导作用，贯彻实施好《广州市依法治市第三个五年规划》，从整体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市，为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大力推进依法治市，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依法治市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人…     

笑话三则

人们传颂的老虎县长，是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徐君虎，在解放前曾出任过新宁、邵阳、大庸等县县长之职，他刚正不阿，两袖清风，被誉为“老虎县长”。     

一月要闻（2005年6月21日至7月20日）

6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晓明网上约见部分市人大代表，就本市食品安全工作与代表进行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     

特色打造品牌实力铸就辉煌——访广西民族大学校长何龙群教授

在风光旖旎的相思湖畔，坐落着一所被认为是“广西最美丽校园”的民族高等院校，学校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高等教育事业，半个世纪以来共培养了880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为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这所学校就是被誉为“民族人才摇篮”的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创办于1952年3月19日，原为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广西分院，1953年改称广西省民族学院，1958年定名为广西民族学院，2006年2月14日，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办学54年来，学校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取得了丰硕成果，提高了服务社会的能力，办学活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成为“十一五”规划时期自治区要办好的省部共建的两所高校之一。这一期“面对面”我们有幸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校长何龙群给大家谈学校的建设发展情况。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认识,大胆探索,正确、充分行使决定权,为实现海南经济和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这一职权的行使,充分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也充分反映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缺失了这项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不完整的,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就是不健全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实际操作实践中,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大胆探索,充分、正确地行使重…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它将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全力以赴.历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1982年以来,中央共颁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为此,特编发此组文章,从法治角度探讨新农村建设问题,内容涉及农民的政治权利、村民自治、村委会职能、义务教育和农地承包经营权,以期引起学界关注.     

地方立法中的质量问题、成因与对策

加强立法工作重在提高质量。当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两个不适应”和“两个不规范”的问题。其成因主要是“部门立法”、“少数人写法”、“立法为官”、“一立了之”等倾向所造成。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对策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端正地方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建立地方性法规动态评估机制;切实加强地方立法工作队伍建设。     

关于强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违宪审查权的探讨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有关于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内容 ,即实质上的违宪审查制度 ,但从未有“违宪审查”等文字的明文规定 ,即形式上的违宪审查制度 ,这就使得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力度显得很微弱 ,并且不健全。而且这种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权也主要集中于最高权力机关 ,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则很小很弱。事实上 ,许多违宪行为往往发生在各个地方 ,因此在我国宪法上 ,从形式上明文确立违宪审查制度 ,并且将“违宪审查权”扩大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加以强化 ,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笔者试图就此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消除部门痕迹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较大市一级的地方立法工作 ,经过近些年的实践 ,摸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并且正在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但是 ,在地方立法工作的实际操作中 ,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的问题之一是 ,有些地方法规的制定 ,大多由该规范事项涉及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选题立项 ,并由这些部门领导和业务人员直接承担起草、修改、论证及协调等项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容易导致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部门痕迹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性法规的质量。具体表现在 :一是选题立项上的局限性和随意性 ,有的时候根据部门需要定取舍。如 ,对认为可能会给本部门增加“麻烦”和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