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

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对湖南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主要包括政治组织的兴盛、经济组织的转型、文化教育组织的变迁和秘密社会组织的消长以及民俗组织的出现。     

道咸之际湖南士人的学术交游

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又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道咸之际,他们呼朋引类,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游,在湘内形成了一个以罗泽南为中心的理学群体。他们以“义理经济合一”为治学路向,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晚清政局学坛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湖南士人之间的学术交游,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     

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机制的创新研究——以运城市J社区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参与。但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参与仍处在较低水平,存在参与积极性不高、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交代了选题背景、意义等前沿性内容,从界定社区、社区治理、社会参与的相关概念入手,重点分析了运城市J社区在治理中的探索与实践,并对于目前面临的挑战,结合实际进行整体分析,提出了社会参与机制这一模式,即建立在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个参与主体基础上的治理模式,从多方面角度提出了具体发展思路。     

当事人共任仲裁员不能之救济实践及完善

当事人共任的仲裁员包括独任、首席和仲裁公断人三种类型。由于仲裁当事人处境变迁、仲裁协议约定不明、仲裁员名册硬性限制,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异化,都可能导致共任仲裁员不能的难题。中国仲裁立法、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在救济当事人共任仲裁员不能时均采机构负责人直接指定的方式,但此种方式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等连锁问题。为最大化当事人在共任仲裁员问题上的合意,应当重构中国仲裁实践的救济方案,以"穷尽一切共任合意之救济手段"为规则,抵消机构指定这一体现"相对意思自治"精神的方法之消极效应,通过相对意思自治的再次相对化,在共任仲裁员问题上寻找自治与外力、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最优解。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社团决议行为并非法律行为,无法直接适用法律行为规则.物权法、公司法虽设有特别规则,但二者关于决议行为效力类型及瑕疵事由的规定均不周延且相互冲突,无法满足司法需求.非公司法人等的决议行为更面临法律规制漏洞.未来民法典总则亟需增设决议行为规则.规制决议行为的伦理基础并非程序正义,而系社团自治,应围绕社团自治建构规则.应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力判断,经有召集权者召集会议作出多数决,方形成决议.已成立的决议需满足有决议权限、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要件,方具有法律效力.与之对应,无决议权限、程序瑕疵、表决瑕疵、内容违法、违反规约及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将导致决议效力待定、可撤销或无效.     

农民民主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克服

目次一、农民民主权利的基本内涵及其制度依据二、农民民主权利法制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三、完善农民民主权利法律保障机制一、农民民主权利的基本内涵及其制度依据在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中央与地方面临的一项首要而紧迫的任务便是最大限度地提升和保障农村居民的物质利益,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在农村大力发展基层民主,确保农村居民享有并实现民主权利。农民民主权利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农村政治民主权利与农村经济民主权利的有机统一。农民民主权利既包括选举、决策、管理与监督这样的以参与、表达为内容的政治民主     

论人权的哲学基础

文章解读了当代人权理念并考察了哲学家为这些人权理念提供系统的合法性证明所作出的努力。首先,文章从何谓人权出发,探讨人权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合法性证明,同时追溯了解释人权基础的不同路径。接着,文章详细探讨了三位重要哲学家阿兰·葛维茨(Alan Gewirth)、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人权学说。     

印第安文化与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问题的历史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同样古老。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一直没有止息。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进,印第安人的利益尤其是土地权益受到更大的侵犯。近20多年来,印第安民众逐渐成为民众运动的主体,其斗争规模和组织程度有很大提高。与以往的左翼运动不尽相同,印第安人的政治运动带有印第安文化的底蕴。印第安政治运动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行为的正义要求,也代表着“现代化”讨论中的进步方向。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其本质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指向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     

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