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进展及前景北大核心

自2017年重启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已取得长足进展。与2007年第一次四边安全对话不同,此次四边安全对话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与四国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及四国过去十年相互关系的不断发展不无关系。未来尽管四边安全对话仍面临一些挑战,但四国合作的态势仍将继续,并将对地区安全架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成功经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结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     

涉越通婚边民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实证研究——基于云南麻栗坡县铜塔村涉越通婚边民数据分析

战争使滇越边民涉越通婚行为及其认同意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滇越边民经由血缘关系构造的共同体生活中曾有较为普遍的跨国通婚行为,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滇越边民自由交往的机会和跨国通婚行为缺失,国家认同意识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务实兴边富民,边境经济社会发展优越于越南,很多越南女性于是选择和中国边民通婚,通婚群体从纯粹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中解放出来,更倾向于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认同取向,地域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认同意识增强。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抵边村寨“空心化”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

抵边村寨位于边境地区的前沿阵地,在边防、国防中担负着守卫国土、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的重任,但近年来“空心化”现象日益常态化。鉴于此,以文献综述研究为主要方法,探讨抵边村寨“空心化”问题的形成机制,分析“空心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进而提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教育发展等可行性的治理对策,为边境安全提供新的理论研究视角,亦为边境治理相关部门建言献策,更加重视边境“空心化”问题。     

简评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战略的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为了巩固国防,开发边疆．实施了有针对性、有计划的“移民实边”战略。为保证这一战略措施的顺利进行,东北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移民的政策,设立了多种移民移垦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对于东北的移民和垦殖起到了管理和组织作用,标志着东北地方政府的治边政策水平、行政管理能力均已上升到了高于以往的程度。     

论新时代党的治边方略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面向,国家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边疆治理反映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边疆的治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边疆治理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持把边疆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方略,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生态优先,坚持依法治边,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巩固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坚持党对边疆治理的全面领导,逐步构建起党的治边理论和政策体系,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边方略。对新时代党的治边方略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提高边疆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那坡:加强产业扶持 增强造血功能

<正>从2008年开始,那坡县以"兴边富民"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为契机,在边境地区大力实施产业开发项目。重点实施边境一线的水弄、弄平、弄苗、水头等9个特困苗族屯的产业扶持项目。制定了短、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即长期产业以种植杉木、松树为主;中期产业以     

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略论

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自形成至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涵。当前的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国家间矛盾与共同利益并存的复杂局面,因而形成于冷战时期的传统三边关系理论无法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未来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的发展将受中美关系的走势、东亚区域一体化、中国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的选择3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其走势较为乐观。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分别表现出欧美合作高于中美和中欧合作、中欧合作超过欧美和中美合作、"浪漫三角共处"、美中联手使欧盟被边缘化等不同关系形态,并揭示出其总体的合作性、局部具体问题上的竞争性以及动态变化等特征.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

自1989年以来,后苏联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沿革轨迹。这些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欧盟新成员国(NMS)、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国、独联体在亚洲的成员国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群体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参与和依附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对它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的能力作出界定,而这些能力对其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产生着影响。国家群体对于世界体系的特定联系决定了其特定的经济(以及政治)能力和依附水平。通过考察它们各自不同的投资模式、贸易伙伴和金融依附情况,以及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压力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欧盟的后苏联国家坚定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本国的市场及网络,因而其经济自立水平要高于欧盟新成员国。存在着三种对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反应方式:更深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向一个较少新自由主义色彩而较多协调主义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对峙力量"和区域集团为标志的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