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演进逻辑、伟大成就与着力方向

党的二十大明确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构成。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二十大召开,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经历了萌芽探索、初步发展、丰富完善和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托与清晰的演进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之路彰显历史伟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生态文明中国之路指明了方向,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四个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着力方向。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哲学意蕴与生成逻辑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和系统观念。基本国情、根本制度、自然规律和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领域协同推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建国60年来党章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和历史经验

“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章．始终把制定和完善党章、学习和贯彻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国印年来．我们党党章历经从八大到十七大的发展演进．形成了丰富的党章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深刻把握党章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其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论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

从农民工这一特殊概念的出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断演进：从一片空白到限制农民工流动再到积极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所取得的成绩无不体现我国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农民工经济贡献与社会保障政策严重不对称;缺乏法律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执行困难;农民工参保积极性程度不高等。本文通过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认为推进以人为本、公正高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就要加快立法,建立全国统筹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诉求机制;加快扩大农民工覆盖面及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组织,促进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良性互动。     

建国6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演进与基本经验

建国60年来,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的演进呈现出内在规律性,以此为依据,可以将其划分为5个阶段:"单一性、救济式扶贫阶段","区域性、救济式扶贫阶段","全国性、经济开发式扶贫阶段","参与性、综合开发式扶贫阶段","多元性、可持续发展式扶贫阶段".中国农村反贫困的主要经验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两个基本保障"、"四个奋斗目标"的"多位一体化"经验模式.     

立祜族和谐文化探究

拉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拉祜族被称为从葫芦里走出来的“猎虎民族”,因而有了葫芦崇拜,有了葫芦笙、葫芦舞、葫芦节……。游猎、游耕、农耕展现出拉祜族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轨迹;基础制度的双性特征是拉祜族人与人和谐共处的文化展示：多元并存的精神文化铸就了拉祜族心灵和谐的丰碑。     

通向全面审查之路——德国法律规范审查制度的演进

在德国的历史上,规范审查权总是由法院行使。在尚未创制成文宪法的神圣罗马帝国封建时代,法院已经享有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德国宪政化进程中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的演变可划分为君主立宪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和1949年开始的《基本法》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与1949年的《基本法》相比较,《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和《魏玛宪法》都未确认具体审查模式,也未将议会制定的法律纳入审查的对象。整个法律规范审查制度的演进特点,体现为从单一审查往全面审查、从维护皇权到保护民权的嬗变过程。     

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发展轨迹与基本启示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40年,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40年,也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40年。概括说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任务越繁重,越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越要坚持、改善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可谓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最为根本的经验。新时代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坚持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与党内民主的有机统一,着力强调增强管党治党的系统性、协同性、预见性、创造性、科学性、实效性,将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主线有机统一起来,着力改进党的建设模式与方式,不断提高党建质量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