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权力关系与司法审查

特别权力关系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领域,它与一般法律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它与司法审查的关系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司法审查采取了一般性的排斥态度,凸现其局限性。随民主、法治、宪政潮流之进展,司法审查适度介入传统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为此,既与法治潮流相适应,又吸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科学成分的"重要性"理论是值得借鉴的。作为司法审查介入的应对,我国在引进和完善"重要性"理论的同时,应当明确赋予学校等事业单位行政主体资格,加大内部管理规则的审查力度,在行政法上率先确立判例制度。     

论对内部人事管理行为的行政复议

行政机关的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对公务员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但现行的内部行政救济体制并不足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引入新的救济机制势在必行.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申诉与行政诉讼有着诸多制度结构和制度属性上的优势,行政复议在内部行政救济中可以而且应该起到主导作用.     

刑法分则对总则排除适用现象探析——刑法总则与分则关系的重新梳理

从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体例安排来看,均由总则与分则两部分组成.其中,总则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原理,分则规定具体的犯罪及其法定刑.对于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进而认为既然总则规定的是一般性规定,那么理应适用于所有分则条款,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总则条款的滥用,司法人员动...     

中法两国公务员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完善中国公务员救济制度为视角

在法国,为了防止行政主体的侵害,公务员具有行政上的保护手段和司法上的保护手段;在中国,公务员只能通过申诉控告维护自己的权益。中法两国在公务员救济制度方面的不同缘于两国在公务员关系理论、权利规定及行政诉讼等方面的不同。借鉴法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完善中国的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摒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第二,扩大公务员权利范围;第三,完善公务员救济途径。     

中国海外公民安全:基于对外交部“出国特别提醒”(2008—2010)的量化解读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国人数的迅速增加,海外公民的安全风险问题日益突出,保护海外公民安全及合法权益已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首要问题。本文采用替代性样本分析,通过对2008—2010年外交部公布的"出国特别提醒"的量化解读,对我国海外公民安全风险在地理方向、主要种类等分布特征及领事保护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文章对中国海外公民安全风险的主要特点及成因进行了归纳。     

累犯制度修正内容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成立一般累犯的规定,并扩大了特别累犯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应对本次修正中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内容作正确理解和适用,使累犯制度的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试析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基本性质

对少数民族经济权利如何定性,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的基础,也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程度。各种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是基本权利、特别权利、积极权利、公法权利,是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统一,而民族经济自治权属于集体权利,从权利归属主体上看,其是消极权利,民族经济平等权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私法视野下的《国家赔偿法》修改

《国家赔偿法》属于特别私法,因而完全可以从私法的角度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进行考察。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应当以私法的理念为指导,对国家侵权进行“两分”,分清国家侵权行为和国家侵权事件,抛弃“违法归责”这个不科学的概念,正确认识并恰当处理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当解决该部法律名实不相符合的问题。     

证明责任的特别规则及其正当性

<正>证据和证明在诉讼中的地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裁判的技术实质上就是发现客观事实和建构法律事实的技术,而证明则是发现事实和建构事实的主要(不是唯一)手段和路径,因而也成为整个一审程序乃至成文法国家的二审程序的核心任务。也许正是缘于证据和证明的这一重要角色,更缘于诉讼法学界对这一角色日益深刻的认识,近年来赐稿于《中外法学》的诉讼法学方向的论文,不约而同地集中火力攻克证据与证明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研究已经由纯粹的技术视角,转向诉讼程序的     

“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述评——以WTO相关规则为参照系

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是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解决的第一个针对中国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案件。虽然针对中国产品的特别保障机制本身具备形式合法性,但究其实质则有违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非歧视等基本原则。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中国输美涉案轮胎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中,对于进口增加、国内产业、实质损害和因果关系等诸多问题存在不合理认定。我国应当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就美国的调查和裁定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进行辩驳和反对。此外,我国还应从完善国内立法、善用贸易救济行动和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来寻求应对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方可能采取的特别保障行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