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中文本）

本议定书缔约国, 欣慰地注意到《儿童权利公约》获得极大的支持,可见各方决心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重申必须特别保护儿童权利,要求一视同仁地不断改善儿童的情况,使儿童在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成长和接受教育,     

对公司法中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探讨

2006年1月1日修改生效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设立了诸多新的法律制度,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为司法解散公司制度,对该制度笔者首先深入剖析了司法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其次,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所处的实践困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对该实践困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文章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进行了综合的评价及分析,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神秘的“红蓝箍”

1937年初,流亡在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赵侗、纪亭榭,北平东北大学学生高鹏等人,就秘密筹划建立抗日武装队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属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的支持下,他们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面用张学良将军和东北救亡总会的捐款购买枪支,一面联络人员。     

反家庭暴力的国际人权文件与国外立法概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联合国"妇女十年"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妇女运动使家庭暴力从"私的领域"浮出水面,日益受到各国关注。197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次在国际人权法中打破了使妇女不受到任何形式歧视的公私领域的界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事项。1989年消歧委员会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第12     

花殇·诉痛——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之忧思

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寥寥十一个条款之中便有三条直接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启动及条件,剑指检察裁量权：可附一定条件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以观后效。新《刑事诉讼法》更是在第271条明确规定,“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如此重视附条件不起诉,在十分有限条款中予以特别倾斜,无不显现出对犯罪少年的挽救特别是除罪化的考量。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于立法者的良占用心,相信没有人会质疑该条制定时的正当性。     

浅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股东优先购买权

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该项规定是《公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立法意旨就在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稳定性的维护以及对老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2005年《公司法》第72条针对原《公司法》第35条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补充修订,但由于该规定仍不尽全面,且《公司法》颁行后,针对《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亦基本未涉及股权转让中的优先购买权问题,致使实践中对优先购买权行使过程中所涉诸多问题难以把握,一旦发生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唐慧女儿案,未被核准死刑的法律价值

正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唐慧女儿案在2014年6月12日再掀舆论波澜。这一天,两名涉嫌强迫唐慧女儿卖淫的主犯的死刑判决未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程序。两位主犯,一位是当年19岁的周军辉,另一位是当年24岁的秦星。前者在溜冰场上结识唐慧女儿后,把这个当时11岁的女孩"介绍"到了后者开办的柳情缘休闲中心——两个多月后从这个色情场所找到女儿之后,唐慧成了一位四处告状的上访者。     

我国内地特别刑法立法之演变及其对澳门特区的启示

特别刑法是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规范.中国内地的特别刑法立法经历了1979年刑法典之前的单行刑法及其之后的大量特别刑法以及1997刑法典之后的少量特别刑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优劣互现、利弊并存和得失兼具的特征.而澳门特区的特别刑法立法是其现行刑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较多,特别刑法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地与澳门现行刑法规范中特别刑法立法存在数量、地位和前景方面的差异,内地特别刑法的演变道路以及立法机关对刑法立法从应付性、经验性立法思路转向统一性立法格局的走向都值得澳门特区借鉴.     

我国反恐刑事程序特别规定的完善

引言 当前,世界反恐形势日趋严峻,恐怖主义事件层出不穷,ISIS组织成为新的恐怖主义热点问题。我国的反恐形势也较为紧张。在各国加强反恐的同时,联合国第59届大会在2004年A／59／514号文件“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中,呼吁各国“确保有一个涵盖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的全面法律框架”,“申明各国必须确保一切为反恐采取的措施均符合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并应依照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制定这种措施”。     

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研究

受贿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确立依据应是"最低劳动报酬倍数"。受贿罪可分为普通型受贿罪和特别型受贿罪。若以盗窃罪的犯罪起点数额为参考标尺,普通型受贿罪与贪污罪一样,其犯罪起点数额应是盗窃罪起点数额3倍。特别型受贿罪主要形式有:交易型受贿;收受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型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应高于普通型受贿的定罪起点数额。对于情节特殊型受贿罪,不应确定定罪的起点数额。在有受贿数额(不论大小)的情况下,其应以特殊情节(后果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主要依据来认定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