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巴关系:困境、动力与前景

特朗普上任后频频削弱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不仅加速美巴反恐同盟决裂,还延缓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既定目标。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和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上台,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谈成为双方暂时合作的契机。然而,这种貌合神离的安全合作关系难以持久。伊姆兰·汗总理希望重构美巴关系和印巴关系,塑造安全的周边环境,不愿意陷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又以经济手段要挟巴基斯坦加强反恐力度,企图破坏中巴经济走廊。随着美国在巴基斯坦布局深入,巴基斯坦外交选择不仅影响美巴关系走向,还会影响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合作,进而影响中国西部边疆安全。     

中美关系尚未发生"质变"

从1979年建交到2018年经贸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中美关系经历了40年变迁。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推波助澜,急于寻找竞争对手。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加快了美对华示强的步伐,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全政府""全社会"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导致中美关系遭遇建交以来的艰难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从美国战略目标和实力匹配度、中美力量再平衡、两国相互依存度及大国关系等方面看,在构建新的力量平衡过程中,中美关系会有起伏和波动,但总体可控,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政府税改的逻辑与现实

《减税与就业法》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取得的首次重大立法胜利,也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重要的税改立法。这项税改普遍降低了企业、个人和家庭的税负。它是一项典型的保守派减税政策,充分体现了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和涓滴经济学理论。税改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也将带来经济不平等和债务增长,并产生显著政治影响。税改将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给他国带来资本外流和减税压力。特朗普政府税改既是一场重大经济实验,也是一项重要政治选择。其效果有待检验,其争议也难以平息。     

特朗普时期美日贸易摩擦的缘起、分歧、特点与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日本挑起贸易摩擦。究其原因,既源于美国对日贸易巨额逆差的存续,还受到特朗普对日贸易理念的驱动以及个人决策偏好的影响。其核心分歧体现在货物贸易、贸易规则与汇率问题三个方面;特点是摩擦烈度相对不高、政治引领色彩明显、货物贸易优先突破;影响在于美日双边贸易结构趋于"相对平衡"、日本国内对美国的负面认知有所提升、日本更加重视多边贸易体系建设、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更加多元。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于近期与日本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随着多边贸易体系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从长远看,在今后的美日贸易中日本仍可获得一定优势。     

“特朗普冲击”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亚太地区秩序调整主要受到大国博弈、中小国家抱团和地区规范演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重返亚洲"政策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大幅改弦更张,这也使得"特朗普冲击"在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战略目标由"地位优先"转为"实力优先";战略资源由"多方统筹"转为"依赖自我";战略手段由"多边主义"转为"双边主义"。"特朗普冲击"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导向的调整,在"美国优先"的整体导向下,其亚太战略呈现出"国内优先""实力优先""经济优先""中国优先"四大特点。受"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亚太地区秩序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恶化及前景探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双方外交冲突接连不断,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安全关系严重恶化。从短期来看,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中东战略,用现实主义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重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作用,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中被边缘化,是美土关系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就长期而言,在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去西方化"、外交独立性凸显及加速向俄罗斯靠拢,是美土关系疏远的深层因素。美国和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调整,使双方在库尔德人问题、巴以冲突、伊核问题等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进程。受制于双方国内政治,美土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双方仍有广泛的合作基础,美土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将继续在美、俄之间寻求外交平衡。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俄关系新变化

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到拜登执政时期的美俄关系,是全球转型调整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近几十年来美俄关系的周期性、结构性演进趋势加以观察发现,拜登时期的美俄关系将不同于特朗普时期,但也不会重回奥巴马时期.偏重于首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定势将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形成掣肘,美俄关系也会受到一系列深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美俄在战略安全领域的互动有所进展,但无法避免彼此对峙施压的局面.美国对俄制裁未有终日,新爆发的热点争议将引发进一步的相互制裁.总体而言,在"前苏联空间"、气候变化、全球秩序构建等问题上,美俄在继续强硬抗衡的同时,也有可能在若干领域寻求妥协,以确保实现各自的主要愿景.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历史演进

美国全球反恐行动已持续近十八年,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和未来走向离不开对美国反恐战略历史演进的梳理,而对三届政府反恐战略的比较则需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美国国家反恐战略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指导反恐的基本原则、预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政策手段。对比分析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上一任政府持续收缩的全球反恐态势,具体表现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更趋符合客观现实,“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凸显了利己和激进的态度,预设的战略目标则相对具体和务实。在政策手段上,特朗普政府缩减反恐武力规模、减少外交关注和发展投入,但通过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向外界传达其反恐的强硬态度。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反恐收缩战略进一步表现出美国对全球反恐行动感到疲乏且失去信心,并以此为由试图摆脱原有约束美国对外行为的一系列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并不能使美国彻底摆脱全球反恐的尴尬境地,并将对全球反恐形势和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