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对当前基层廉政机制建设的一些思考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减少和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打造廉洁政府,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实司法保障,是检察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履职作为的重要体现。这几年,我省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惩治职务犯罪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少年抢劫、抢夺、寻衅滋事等罪名之辨——近五年上海二中所辖法院少年抢劫案件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14—16岁少年罪犯占总人数28％、绝大部分案件被害人无人身伤害、五年来法院罪名变更率为零，造成少年抢劫案定罪率虚高。从点上分析，重点选择若干典型案例，从少年犯罪人动因和暴力程度等诸多剖析，以区分少年抢劫、寻衅滋事等罪名法律适用。处理少年强索案件时，司法人员应查明犯罪动因、甄别暴力程度、把握发案时间、地点及团伙等特点，尽可能司法分流和区分案件的主从关系，同时对少年罪犯还应坚持相称原则、宽宥原则以及非监禁处遇原则，坚持主客观一致原则，准确定罪，综合判定。公检法三机关应各司其职、互相配合，采取相应对策，不以拘留、逮捕率；批捕、起诉率为工作指标，不以顾及关系而“消化”结案，从而可以解决上述罪名定罪的倒挂现象，以期回归到合理的区间。     

刑法中行为论的源流、学说与定位

对刑法中的行为进行源流、学说与定位的探索,具有对理论与实务的双重推动作用。在行为的诸多概念中,应将社会行为论确立为我国刑法通说。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可采用"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这一表述。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关系表现为:行为是实行行为的前提、行为是实行行为的要素、行为不一定是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限定的行为。行为的体系性定位有行为说与构成要件说之争,行为说主张将行为排除在犯罪论体系之外,更具合理性。     

域外:全球加紧应对网银犯罪

早在1999年的美国统计资料就表明:平均每起计算机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45万美元,而传统的银行欺诈与侵占案平均损失只有119万美元,银行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不过4900美元,一般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仅为370美元。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测算,一起刑事案件的平均损失仅为2000美元,而一起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平均损失高达50万美     

网络环境下的犯罪制图社会化

犯罪制图社会化通过制图的方式向社会大众提供地方犯罪数据和警务信息,以更透明的服务来增强警务工作的公信力和解释力,赋予公众更多的决策权力,促进公众参与,提高社区邻里的问题意识、内聚力和安全感.在技术与社会的交互推动影响下,犯罪制图呈现出媒体属性社会化、结构组织开放化和时空视角微观化三大趋势,这些特征令犯罪制图在警务公开方面利弊共存.关于犯罪制图社会化在信息有效传递和互动方面的效能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评估考察.     

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读

自1987年通过《海关法》规定法人刑事责任以来,立法机关从未停顿过扩大法人犯罪范围的步伐。在1997年之后通过的一部特别刑法与八个刑法修正案之中,有近半的条文规定了新的法人犯罪。但事实表明,日趋严格的刑事立法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与死刑立法相似,徒具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对当前法人犯罪立法的政治解读表明,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言,受到刑罚制裁的概率很小,而且犯罪成本很低。但是,法人犯罪立法的扩大,能够将公众注意力从制度本身转移至孤立的事件乃至个人,能够为选择性执法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减少法人乃至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从生态价值看湿地保护立法理念的科学化——以湿地保护的犯罪立法为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湿地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从生态价值上看,湿地犯罪立法的科学化问题亟待研究。针对现行湿地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应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保护思想下,科学化确立湿地保护立法理念。     

云南省公安边防部门毒品查缉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第三轮禁毒人民战争中，云南省公安边防部门毒品查缉工作在查缉站（点）布局、勤务模式、证据收集、安全防护等方面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和完善毒品查缉工作的措施。     

清代高级官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审断

清代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众多,涉案人员广泛,一、二品官员位高权重,因此对其审判科罚有严格规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及人为因素面前,法律规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会被弃置不用,而皇帝的态度及喜怒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