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虚假证件的识别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开通,对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强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全面推进廉洁准入制度,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来投标人使用虚假证件的问题比较严重,应引起各级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执行查询工作时,我们应建立起严密规范的工作程序,让虚假证件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     

抢劫案中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以左某抢劫案为例

[基本案情]2012年某日凌晨1时许,犯罪嫌疑人左某驾驶马自达轿车至某市东城街道巴黎王府第宾馆的小巷中,见被害人涂某独自一人行至该处时,犯罪嫌疑人左某对被害人涂某实施言语威胁、殴打等暴力行为,被害人涂某在与犯罪嫌疑人左某拉扯中逃跑后左某拾起疑似手机物品离开。一、本案的相关证据根据案卷,证明左某犯罪的主要证据有:(1)犯罪     

涉扶贫惠民补贴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江州区的各项扶贫惠民政策及惠民补贴纷至沓来。也正因为如此,各类针对惠民补贴类专项资金的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逐渐多起来。江州区人民检察院自2009年至今,[1]共对扶贫补贴类职务犯罪行为立案10件24人,其中已向法院提起公诉并由法院作出有罪判决21人,3人还在调查阶段,立案数占了该院2009年以来全部     

信息化侦查在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入,毒品在全球的走私和泛滥日益严重,我国不断加大打击涉毒违法犯罪的力度,使传统毒品(如海洛因)的违法犯罪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以冰毒、冰毒片剂为主的苯丙胺类毒品和氯胺酮为主的新型毒品在全国的迅速蔓延,使其成为我国最为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毒品。与此同时,利用网络等虚拟介质实现毒品犯罪的实例频发,其危害更为严重。如何有效利用社会信息化为侦查部门侦破毒品犯罪案件所带来的良机,变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被害人收受财物改变陈述帮助嫌疑人逃避罪责应如何处理

言词证据的审查采信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前后不一致,应如何采信?倘被害人收受财物改变陈述,其是否涉嫌包庇罪或诬告陷害罪?前不久,本刊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典型案例,共邀法学专家与实务部门代表,对被害人改变陈述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域外:全球加紧应对网银犯罪

早在1999年的美国统计资料就表明:平均每起计算机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45万美元,而传统的银行欺诈与侵占案平均损失只有119万美元,银行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不过4900美元,一般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仅为370美元。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测算,一起刑事案件的平均损失仅为2000美元,而一起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平均损失高达50万美     

冒充车主朋友骗走车钥匙强行开走行为的定性

[案情]2012年1月21日12时左右,犯罪嫌疑人郭某从山西平陆到三门峡后,经预谋,到三门峡市各个洗车店去转,当走到上阳路与五原路交叉口的一洗车店时,发现有一辆银白色的速腾轿车洗好后停在洗车店的门口前面,郭某冒充速腾轿车车主的伙计进到洗车店里将速腾轿车的车钥匙骗出来后,开着速腾轿车想逃走。洗车店店主起了疑心,上前拉开车门,让郭某     

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读

自1987年通过《海关法》规定法人刑事责任以来,立法机关从未停顿过扩大法人犯罪范围的步伐。在1997年之后通过的一部特别刑法与八个刑法修正案之中,有近半的条文规定了新的法人犯罪。但事实表明,日趋严格的刑事立法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与死刑立法相似,徒具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对当前法人犯罪立法的政治解读表明,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言,受到刑罚制裁的概率很小,而且犯罪成本很低。但是,法人犯罪立法的扩大,能够将公众注意力从制度本身转移至孤立的事件乃至个人,能够为选择性执法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减少法人乃至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办案中如何维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名:张某某故意伤害罪抗诉案抗诉职能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办案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抗与不抗的尺度,不但考验二审检察官的执法监督能力,同时也考验我们在执法过程中能否真正做到维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审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的情况下,二审做出支持抗诉的决定相对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