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济的俭与奢

我国古代圣贤历来"崇俭黜奢"。节俭或奢侈是否促进了社会发展,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在近代经济学界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些分歧或对立使得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及其社会发展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解、新观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申并力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但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更是对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     

列宁国家观视域下中国发展的几点思考

列宁的国家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系统总结。在列宁国家观视域下考察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在"两制关系"的科学认识、民主政治建设、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论儒家文化的人才修养观

仁爱、公正、不惑是儒家文化人才修养观的核心内容。仁爱的胸怀是儒家人才修养观的根本要求,对公正的追求是儒家人才修养观的实现途径,不惑的境界是儒家人才修养的最终体现。三者相互鼎力,浑然同体。     

论《周易》的犯罪学说

《周易》是"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经典,在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也可以称为集精蕴萃之宝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总纲,于治国理乱、处罪论刑,也为历代治平之要。因此,对《周易》中关于"罪"的相关理念与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梳理出《周易》有关犯罪问题的逻辑脉络与学说体系至关重要。《周易》以"德道"来说明处在不同位上的人应如何"守分"才能"大有",核心则是对人欲的认识;以"中道"强调"度"的把握,即对"人欲"的"损"、"益"得当,便不会获罪;以"正道"讨论执法者心正才能不偏私、不废公。《周易》自阐发人欲而始,阐述恶与罪之辩证,主张协调利欲以化除恶与罪,以教化与刑罚交互为用,终成治世之功。     

浅析两首仓央嘉措诗歌的法语翻译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凭借大众传媒成为当下一个全新的流行符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仓央嘉措其人其诗在法国仍鲜有人知.鉴于法国民众对于中国西藏的普遍热情,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究其原因,译文的质量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旨在就仓诗现有的法文译本作出了一个初步的考察.鉴于现存仓诗辑本种类甚多,具体诗句意义的解读又是众说纷纭.本文并不试图深究原诗的真正含义,而是力图以两首译诗为例,对法国译者们理解仓央嘉措和中国西藏的特定视角以及他们所选择的翻译策略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探索.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理性共识观论辩——以墨菲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理性共识观的批判为视角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倡导多元社会应当追求理性共识,墨菲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共识"政治观、理性共识的基础、共识所服务的目的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正确地指出了理性共识可能存在隐形压制,由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普世一统性,当代民主需包容多元与差异。但是墨菲的批判也有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体现为:没有认识到共识政治观的合理性,也没有对理性的不同方面作出界分。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治哲学领域有关理性共识观的论辩,并进一步思考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理性共识本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乾隆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康熙皇帝晚年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入祀底线，即“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从而确立了中国大历史的帝王祭祀观。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康熙皇帝发布渝旨，首先回答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于？康熙认为，历史上前代帝王都没有子孙后裔祭祀他们了，但后世统治天下的人，继承的正是他们世代创建的功业，所以要重视对历代帝王的祭祀。     

多元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不同认识

多元主义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观,二者在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二者都非常重视民主,主张实行民主制。但前者把民主和专政完全割裂开来,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而且主张超阶级民主。后者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评估的开放空间:理论回应、实践样态与未来转型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对于法治状态进行定量评价的法治评估实践。伴随着法治评估的方兴未艾,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也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转型。当前学界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规范法治观,是一种理念上的建构和抽象的思辨,在思维方向上坚持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二元分析框架。规范法治观始终困囿于"法治应该是什么"这一本体式的循环追问,影响了法治评估客观性难题的破解和创新。实践法治观的提出,能够避免理论上的独断与徘徊,着眼于法治的实际运行和存在形式,在保证法治评估的开放理论空间基础上,实现法治评估的未来转型即本土化建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