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正北京要量容发展针对北京市政协正在进行的防治首都大气污染调研,李焕喜、朱良、李昕、史捍民等多位市政协委员提出,制约北京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人口问题。无论是环境容量还是资源供给,北京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根据市环保局提供的《首都环境容量与人口承载规模研究》,按目前本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如欲将可吸入颗粒物含量控制在空气质     

浅析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项环境保护政策,兼具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治污成本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均以试点形式存在,尚未制定全国统一性的法律文件。从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入手,阐明了排污权的性质和实践状况,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条件,重点论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总体构建。     

论人口增长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

人是自然生态系统发展的最高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生存和发展。但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又是能动的,人具有社会性。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环境的能动性和人类社会生产劳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可分性,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后果也具有二重性。人口的增长不能超过环境人口容量的限制,因此,我们对人口增长突破环境人口容量即地球承载能力的后果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充分认识中国人口增长的环境容量限制,促进中国资源环境的人口超负荷承载量向适度人口规模转变。     

排污权的法律透析

纵观我国的环境管理法规,我国的法律并没有为排污权交易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到目前为止,"排污权"还没有正式写进我国的法律,为我国法律所承认。当前,对排污权的法律性质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排污权属于特殊的用益物权,另一种说法认为排污权应归入准物权的范畴。从排污权的客体出发,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把排污权的客体认定为环境容量欠缺科学性,而以环境资源作为排污权的客体,即把排污权作为环境资源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更恰当。     

财富与和谐共存的绿色之路——访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李泽林

<正>“我省某地一个化工企业每年利税几百万元,由于上马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容量,为处理善后工作政府拿出上亿元资金埋单。”“省内一些发达地区接连出现了‘老板发财,群众埋怨,政府埋单’的环保事件,教训深刻。”……以上这些话,是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李泽林曾公开说过的。在这次采访之前．它们给观察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这位刚进入花甲之年的在这一行干了几十年的“老环保”来说,种种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也许早已融入了他的生活、他的思想……这一切,使得观察记者的脑海中跳出了几个关键词：专业扎实、有想法、性格硬朗,从而渐渐勾勒出这位环保领导的个性化形象。     

环保立法受阻：远见抵不住现实的短视

在11月4日举行的战略环评论坛上,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用若干案例警告说,由于我国缺少对地区、行业、流域、能源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大批污染企业的     

建设森林城市扩展城市生态环境容量

发挥森林生态体系在保障国土生态安全、扩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环境容量中的作用,必然要求重视其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森林。2004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我国的森林城市建设卓有成效,在促进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建立更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的减排机制——兼及减排决策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事实证明，在国情与目前形势下，以减排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总平台”、“指挥棒”，是十分正确的战略性决策。减排的根本价值是改善环境质量，假如减排目标的实现没有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将说明减排决策的执行存在偏离初衷的问题。本文从减排基数与总量分配的角度，分析了目前减排机制与改善环境质量之间脱节的可能性，并试图以环境学相关理论为指导，提出改进的建议。     

警惕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为富余。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的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的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污染不仅影响了数亿农村人口的生活和健康，而且通过水、大气和食品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的生活和健康。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注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法律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的负载定额律说明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纳污能力,但这种纳污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是环境容量。环境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超过了自然环境的容许量。初始排污权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排污权交易制度顺利实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