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及其出路

2008年以来,我国很多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小企业遭遇发展困境,全球经济低迷使得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     

论我国法院对环境标准的司法审查

作为高度专业性的行政规则,环境标准对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具有规范效应。为防止环境法治的空心化,法院须对环境标准进行审查,但实践运作是复杂和困难的。基于对司法案例的分析,法院对环境标准的判决存在2种效力肯定情形和1种效力否定情形,且可被归为较浅审查和较深审查两类。较浅审查的机理有环境标准的专业性、环境标准未获挑战、法院制度能力论和环境标准法律属性论。较深审查的机理有环境标准遭受质疑、侵害行政相对人较大权益和案件审理无须环境标准。当前的实践存在审查义务规避、审查基准摇摆、审查论理不足等问题。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法院需转变审查观念、提升审查能力与重构审查流程,以强化环境标准的司法审查。     

发展绿色经济突破绿色壁垒

一,正确认识我国出口产品不能跨越绿色壁垒的原因 绿色壁垒,即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经济优势,以保护环境和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与法规,对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的措施和手段.     

论环境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以德国法上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为例

一般说来,环境标准是否具有拘束法官或者法院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法律性质.但是,近20年来,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传统上只具有内部效力或者间接外部效力的环境标准作为法院裁判行政案件的依据.德国法上把这类环境标准称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尽管这种做法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因此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但支持者认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有其法理上的根据.我国承认这类环境标准对法院之拘束力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德国环境法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以空气污染治理为重点比较领域

现代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副产品,经由消费社会和全球化进一步激化,并将伴随着人类科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与法律发展的整个大环境和历史大背景出发,以空气污染治理为重点领域来考察德国环境治理,认为其坚持系统整体思维,以可持续发展为其核心理念是成功经验.具体理念体现在:以科技进步...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异质影响探究

固定环境标准和可变环境标准两种规制思路对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异质效应。选取1995—2012年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当环境标准和执行力度不变时,在经济发展初期过多的环保投入会挤占生产资源,阻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增加环保投入短期是有效的,但随着治污效果的递减,不得不增加更多的投入,从而挤占生产资源,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环境标准和执行力度可变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使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并加强生产技术创新,提高治污能力和生产效率,可能实现平衡增长路径和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也可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产生的影响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关税壁垒将逐步削弱,绿色保护壁垒将更多的取代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并逐步得到强化。我国已经加入WTO,面对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对外贸易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新的形式,处理好贸易和环境问题,是我们亟待研究的紧迫课题。     

应对污染转移的国际规则评析

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自由贸易和环境目标之间有潜在冲突，倾向于认同贸易限制是应对污染转移的合适工具之一，因为制止这些活动的最有效和合适的方法就是消除经济刺激。另外，在污染转移发生后，受害者（国家、公民）可根据国际习惯法或条约法享有一定权利，污染来源国需承担一定责任。由于全球化使得地球环境的好坏与各国采取的环境标准有很大关系，对各缔约方的环境标准差异进行调整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国际社会正着手拟定各国必须遵守的最低环境标准，而且这些最低标准的理论框架已逐渐浮现。     

产业转移及其现实依据和特点

文章从产业转移的本质出发，论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双向需要。在分析产业转移的前提和总结产业转移作用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环境标准的差异是产业转移的依据；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执行比东部发达地区较低的环境标准是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动力和能够有效进行转移的条件。     

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型话语工具

正一、以"生态"为话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试图执掌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权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等,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保护运动,导致工业生产的环境标准显著提高,严重增加了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影响了资本的利润率。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速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