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对社会学的贡献

《共产党宣言》体现出的现代性思想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阶级冲突的社会,表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后果将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没有阶级冲突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为社会学的经典命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极其洞见的阐释,为理解社会的本质提供了＂阶级＂视角,为社会变迁提供了物质性解释,为社会学的冲突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其批判旨趣也为社会学开创了批判主义取向。     

马克思的教育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理论旨趣似乎集中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马克思在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中对教育进行了考察,并在充分揭示现代性弊端和现代社会“人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综合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哲学.这种教育思想的目的是促进社会进步,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共同进步,强调教育面向大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它在现代教育的问题域、教育目的以及教育中人与社会关系等内容上均超越了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教育革命,其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实践以及微观的教育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教育革命”是建立在其哲学革命——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     

基于价值秩序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舍勒价值秩序理论浅析

舍勒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共同体精神的破碎,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文化危机与意义危机,而深层根源在于价值秩序的颠倒.在他看来,自我获得的价值凌驾质性价值、有用价值凌驾生命价值、世俗价值对神圣价值的倒置等价值颠倒,是导致现代人意义世界凋敞的根本原因.舍勒在价值秩序理论基础之上,对现代性问题展开深刻反思与批判,为我们理解现代性、观察现代社会开辟了一个全新视角,但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明的复杂性与中国文明——对话王斯福教授

没有哪个文明是绝无仅有的,所有的文明都是混合物。其他的文明与我们自己的文明一样是完整健全的,并包含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也可以找到的因素。我们越快认识到并接受这种复杂性,才能越好地寻求共存的方式。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曾任英国中国研究学会会长。195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中文,1974年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王斯福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理论、中国民间宗教、文明比较研究等,他的著作《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已在国内出版,     

共青团市民学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困境——基于重庆市北碚区实践的探讨

正一、共青团市民学校: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追求社会治理是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旨在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破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拘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治理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治理"纳入新时期的执政话语体系,意味着这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场域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这场深刻的现代性变革,无疑为各类社会组织     

谁让农民“灰头土脸”?——作为流动地景的中国乡民

清末民初以来,农民就不断被知识分子塑造成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在当代现代性语境下,透过无远弗届的影像则更广泛地建构出有如都会中流动地景、属于他者想象的弱势无知的农民。中国当代的乡民研究需要关切的主题是如何从外部,也就是透过城市或他者的眼睛观察当代中国农民意象如何形成,以及现代性的话语如何导致人群与人群、人群与事物关系的变迁。在大量的影像展演中,农民与农村意象经常被呈现为相对于"标准化"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例,不断被形构为难以融入当代的"次族群",而农民自身也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将"现代性"话语纳入日常生活。缩小城乡差距是当前必须积极进行的重点工作,然而,如果以政策制订统一标准、规格与模式的现代化来引领农村与农民,则不仅无法去除农村与农民被现代性话语沙尘暴蒙上的"灰头土脸"形象,更会使得农村的区域特色逐渐消失。     

重读上海都市“新感觉”：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视角

技术的更迭不断地改造着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也重构着在空间中生存之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现代都市作为技术性空间,构成了上海新感觉派的感知环境,也是其重要的表征对象。上海都市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传播和移植的“技术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军事、运输和通信等技术的直接地理后果;而其在地生产,包括了都市空间的营造和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技术事物的感觉之“新”,是在作为技术性空间的都市中,与“技术”效应之间产生的剧烈感应与共鸣。新感觉派技法的电影化,则是一种感性表征的现代技术媒介机制。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交汇视域来重读新感觉派,彰显了现代都市中“人/技术/空间”的辩证关系,在当代语境中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后现代精神与后现代思想家的风骨——从敢于向霸权说“不”的格里芬谈起

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而现代性的一个典型态度是唯我独尊,是“霸道”。因此,向霸道,霸权说“不”就成为后现代精神的精髓,成为一切后现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本文通过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抵抗和批判,揭示了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取向和道德风骨: 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 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关爱一切生命。主张“尊重他者,倾听他人”。它并非一味解构,而是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     

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透视——论消费的符号化与符号的消费

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现今中国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国际市场,西方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无不渗透到当今我国消费市场,而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等原因,符号消费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