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小孝子培养工程

日前,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中国儿童中心启动。中国伦理学会慈孝专业文化委员会计划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4至6岁的中华小孝子,并倡议天下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有孝心,为孩子做孝道榜样。     

论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制度安排

从网络行政伦理规约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厘清网络行政伦理规约中的＂网络行政应然＂与＂网络行政实然＂之辩,分析认为制度安排是连接＂网络行政应然＂与＂网络行政实然＂的中介。然后通过列举网络行政伦理规约过程中制度缺位的表现,对有关制度缺陷做了分析,最后从电子政务技术控制阶段研究了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制度安排的实现路径。     

原始儒家孝伦理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案例为中心的探析

汉代为以孝治天下,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以孝入律的强制措施,极力推行儒家孝伦理,为此原始儒家孝伦理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在汉代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儒家孝伦理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     

怀着启蒙的情愫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读《论伦理精神》

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使人类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得不再适应,从而提出了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面对这一客观的要求,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出: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来解构工业社会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同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曾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第一次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出现的农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哲学的启蒙;第二次是在欧洲18世纪出现的工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法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这次新的启蒙即第三次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启蒙。对《伦理精神》的研读,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道路,那就是通过伦理精神的启蒙,去建构后工业文明体系,建构起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德制,实现德治。     

政治伦理与官德建设

官德建设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必须高度重视.然而,目前我国的官德建设状况十分不乐观,主要表现为政府腐败严重、官僚主义泛滥和形式主义猖獗.造成这种状况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主要是政治体制不完善、两极思维模式作怪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加强官德建设,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树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模式和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伦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从农民工中分化出来的新群体,因其生长、生活环境的特殊性,价值观呈现出鲜明的自身特征。所以要改变以往的本体恩维视域而从伦理思维视域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构建问题。伦理思维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机制构建包括伦理导向机制构建、伦理评价机制构建、伦理约束机制构建三个方面。伦理思维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应是”内容包括正确的荣辱观、合理的叉利观、正确的婚姻家庭伦理观、理性的消费观、积极的职业道德观等方面。     

守卫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90年前．我们共产党人崛于工人农民之间．在没有印把子也没有枪杆子的情况下．凭借对草根民生的深切同情．对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公开承诺,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戴。海丰县大地主之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放弃锦衣玉食．烧掉自己名下的地契,把土地分给穷人,创办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底线型上访”——转型期涉法涉诉访的一种分析进路

底线型上访与民众通过上访维权、获利既有相同又有区别。相同之处是二者目的都是维权,相异之处是底线型上访多属于涉法涉诉访,民众试图通过这种上访寻求某种公正底线,以回应自身遭遇的不公正现象。底线型上访产生原因包括压力型维稳制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造成相对剥夺感加强、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的内在张力、价值与信仰的破坏与缺失。底线型上访是民众个体对于转型期社会道义公正底线丧失的抗争,也反映了社会失范背景下民众对于重建文化和伦理秩序的渴望。     

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审视

大众影视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但是,由于许多大众影视文化工作者在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其应有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从而导致了部分大众文化影视作品出现了庸俗、低俗和媚俗的不良倾向.对大众影视文化进行伦理分析和审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并发挥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导向功能,规避其对社会大众的不良影响,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府应对环保公共事件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在环境保护问题日渐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的背景下,我国进入环保公共事件集中发生的关键时期。在应对环保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单凭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必须将环保事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予以系统考量。政府须正视环保公共事件背后的各项伦理困境,反思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同时探索各类困境的解决途径并在此过程中树立政府的环保伦理意识,在高度重视公众生存权益和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履行政府的环保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