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当代建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可以分别从合人民性、合规范性、合价值性的视角,通过确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塑造法理型权威和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来建构其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把握科学内涵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新时期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就要在实践中全面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切思想家都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因而这些回答一般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与此同时,因其思考比常人要深远得多,故其中的若干范畴、命题、观念又常常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永恒的意义。孙中山是活动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振兴而奋斗。他的思想既领航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同时,他的许多思想也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以思想的现代价值为视角,阐述孙中山社会经济思想…     

试论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新时期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思考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和重要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党建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回应了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试论江泽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

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及其重大理论和实践意蕴就在于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个根本上澄清是非 ,对“应当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我党为适应时代发展所采取的治党治国基本方略”这个事关党的学风和思想路线、事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给以响亮的、旗帜鲜明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进一步教育和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积极自觉、理直气壮地做好为加强党的建设、为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必需的一切创新之举     

执政成本的合法性研究

党的十六届中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依法治国成为我党治国的基本方略。执政成本的支出，是执政党在治理国家中花费的各种资源。这种支出属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支出，执政党关于执政成本支出的决策与实施，属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