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价格认定工作初探

近年来,生产、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商品和伪劣商品等伤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屡见不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国家也加大了对侵权和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而在打击相关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涉案侵权和伪劣商品的价格认定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认定金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对案件当事人的量刑处罚.本文从我国生产、...     

家庭暴力离婚纠纷中的认定问题探究

暴力是一种产生伤害性结果的象征行为,然而在长期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下,被披上"家庭"外衣的暴力,其存在和危害被严重忽视和低估.直至21世纪初,通过教育而提升的人们对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使得家庭暴力不再隐形,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更是为家庭暴力的法律约束增加了有力的系统化规定.面对家庭暴力,逃脱家庭...     

欧盟商标法对混淆的认定标准探析

欧盟有关商标的最重要立法是“协调成员国商标法的1998年12月共同体理事会第一号指令”(以下简称一号指令)和“关于共同体商标的1993年12月20日理事会条例”(以下简称共同体商标条例)。除此之外,还有若干程序性的立法和指南。欧盟商标法上与混淆有关的规定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商标及其覆盖的产品或服务均相同;二是商标相同或近似,其所覆盖的产品或服务也相同或类似;三是商标相同或近似,但其覆盖的产品或服务不类似。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在先商标都会受到保护,但保护的程度和条件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三种情形中只有第二种与混淆有关。因此,…     

贪污罪的数额解析

贪污罪的数额对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贪污罪数额理解存在诸多争议,对贪污罪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大影响。本文围绕贪污罪数额的界定、贪污罪数额的内涵、实践中贪污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展开探讨,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对职工骑车上班进入厂区后摔倒的事实认定

―、基本案情聂某原系某矿业公司所属物资公司北区仓储库仓库班职工,从事值更门卫岗位,该岗位的职责为:负责仓库班备件库区物资、人员、车辆出入库的登记审核及夜间库区巡视看护工作。某矿业公司《值更门卫岗位规程》对交接班制度作了“交接内容及标准”规定:双方交接班时要面对面,交接辖区的技防设施、物防设施、消防器材、基础台账、安全隐患、重点工作、卫生等,并共同签认。     

浅谈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的责任认定和份额承担问题——以共同故意伤害和职务犯罪为例

近年来,共同犯罪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具体的发案原因和案情也越来越复杂,给司法人员合理划分认定具体责任带来了挑战。司法实践中存在共同故意致人轻伤案件中仅追究直接致害者的责任、及附带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人的赔偿责任认定不清等问题。正确界定共同犯罪的责任和份额承担应遵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和罪责自负原则。     

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探解

网络诈骗作为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具有专门的入罪与量刑标准。与传统诈骗相比,网络诈骗的入罪门槛低,量刑相对重,准确认定网络诈骗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实现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至关重要。然而现有司法解释并未明确网络诈骗的概念,且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致使网络诈骗的司法认定成为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正确认定网络诈骗,首先是要厘清普通诈骗与网络诈骗的区别,以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然后要厘清网络诈骗与特定网络环境下盗窃、赌博及信用卡诈骗的区别,以解决此罪与彼罪的问题。     

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分析——以我国刑事诉讼为背景

在我国法官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心理过程中,控方指控事实产生的"锚定效应",对被告人有罪"预设值"的假设验证、非理性因素、外部因素产生的心理压力,法官性格等心理因素都会对事实认定产生影响。这种心理过程具有如下特征:法官对被告人有罪假设的验证具有明显的单向思维特征;被告人是否认罪对法官心理影响力较大;在重大、复杂案件中法官承受的来自外部因素的心理压力更大;非理性因素的运用缺乏规范。为了对法官认定事实的负面心理因素进行控制,以使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更为合理化,应通过程序机制限制法官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设值"水平,改变法官进行假设验证的单向性思维,降低口供对法官的心理影响力,限制外部心理压力对法官心证的负面影响,同时对法官认定事实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合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