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理想信念的理性辩思与现实选择

信仰、理想和信念是一组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进行概念厘定和价值阐释是探讨理想信念议题的基础性工作。理性的看,理想信念不坚定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是现代性对信仰的冲击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表现,而信仰教育出现偏差、党员理论修养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是重要的现实原因。坚定理想信念关键要解决共产主义信仰与共产党员生活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为搭建信仰与生活之间的联系通道,需要在学习中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修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在理性与本能之间——勒庞群体心理思想探究

独立的个人在群体中往往会丧失其独立性,受群体精神所支配,成为乌合之众。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从群体心理的角度阐述了群体无意识的成因及产生的结果等,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为我们理解、认识群体心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如何在群体中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在理性与本能之间找到平衡点、并进行归责仍旧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公共管理变革运动的影响下,执政党开始转变公共服务理念,改革公共服务:由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实施科学发展观。然而,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它早已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引起了包括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以及公共部门学术研究的变革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变革无疑大大地增加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偶像的话,那么这一切"意外的变革",就是偶像的再造过程,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信仰与理性

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围绕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知识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托马斯·阿奎那宇宙论证明,就此讨论基督教哲学中信仰与理性,这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制度理性到人的回归——读《为权利而斗争》有感

耶林在其法学名篇《为权利而斗争》中深刻地论述了法感情的价值,指出了人被制度理性异化的怪现象,强调实现人的权利不能仅仅依靠一套静止的制度,而需要人这个主体参与其中的斗争。在制度理性之风盛行的西方思想界,这一产生于维也纳的春天的告别演讲稿,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为我们重新找回了富含生命力的人。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理性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一系列实践探索,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和历史现实,这构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军政关系的理论,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基础来源。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建构的一整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原则、要求和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合理有序运行的重要层面。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继续发展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学党章遵党章:逻辑·问题·要求

学党章遵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具体措施,在实现党的伟大事业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全面分析其内含的严密逻辑关系、存在的严峻现实问题、所需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成为党员培育党章意识的基本环节。学党章遵党章在制度设计、贯彻执行中还遇到学、教、遵三维度的问题,存在部分党员与党组织违章的现象,影响了党章的权威。针对学党章遵党章中存在的问题,坚持理性思维和辩证法,提高党章授课的严谨性,以及坚持违章执纪的严肃性,才能促进学党章遵党章成为自觉行为。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强制婚检与婚姻自由的宪法保障

强制婚检与疾病婚禁婚制度有着密切的制度关联。在我国婚姻立法禁止患有特定疾病者结婚的前提下,法律将婚检设定为婚姻登记的前提条件有其合理性。但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民法典》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销,这是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符合宪法。在《民法典》不再将患有特定疾病作为禁婚对象的条件下,强制婚检制度就有必要随之改革。此外,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有助于推动公民在婚前积极进行婚检,因此没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