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与理性共同影响下的领导决策研究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决策理论均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情绪和理性对领导者做出合理的决策都具有重要影响。决策研究也由早期注重理性选择逐步过渡到关注情绪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关于情绪性因素对决策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情绪对领导决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情绪和理性共同影响领导决策的综合模型。     

行政法经验主义及其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行政法经验主义是一种行政法哲学,其不仅凸显行政法的实在性,强调行政法的主体精神,而且是对行政法实效的证成。行政法经验主义在行政法哲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这是由行政法作为社会现象、面向复杂情势、作为动态化的事物、理念多元构型等本质因素所决定的。历史、政治、文化、法治等诸多因素保证了行政法经验主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其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没有过时。行政法经验主义在大数据时代的走向,既体现为大数据对行政法经验主义在经验模式、经验元素、经验文化、经验方式等方法上的补充和超越,也体现为大数据与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程序、行政守法等重要行政法治领域的融合。     

农户家庭行为的社会性约束与理性选择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就形成了吃苦耐劳、勤劳节俭的经济态度和品格,在经济行为上表现出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并保持劳动对闲暇、消费的较高替代率。形式论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讨论主要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农民家庭的劳动力投入和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实体论视角下的讨论则是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进来,即从目的理性、伦理小农的角度去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要理解农村社会文化系统与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讨论影响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     

生态理性的张扬与经济理性的规制--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辩证思考

基于生态理性之上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系统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辩证精神:注重以生态理性来主导生态文明建设,主张用生态理性的整体性驾驭经济理性的片面性,用生态理性的有限性规制经济理性的无限性,用生态理性的公正性统御经济理性的自私性,从而保持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必要的张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朝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力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基于声誉机制的法官激励制度构造

能否建构新型的法官激励制度体系,真正激活其主体意识、强化道德理性、有效实现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创造性转化是影响我国司法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律认知、事实认定、以及法官决策后果预估三个维度的不确定性导致法官的思考过程难以观察、决策结果难以实行"数目字管理"。对于法官的激励不应搬用企业或行政机构等科层组织的考课设计,应当遵从组织扁平化的改革趋向,构建法官声誉机制,发挥其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培育法官的法治美德意识。实施判决书署名制度等层面的改革,为增强判决书说理提供充分的激励,在技术维度推进法官声誉机制建构。强化法官职业伦理规则,以司法场域的纪律规训砥砺法官的道德理性,激励法官积极追求良好声誉,防止法官的声誉资本受到不法侵害。应当将"君子之道"适用于司法审判,塑造法官作为维系与守护公平、正义价值的"士"的共同体。     

伦理学:经济人与政治人北大核心CSSCI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人"遭到伦理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之后,罗尔斯又提出了"政治人"的概念。其实,无论是提出经济人的经济学家还是提出政治人的罗尔斯,他们都把人性看成是综合的人性,并且认为经济人或政治人只是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因素),他们只是想从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合乎逻辑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伦理学界纠缠于经济人(从逻辑上说政治人现象也是一样)之具体的人性内容和可能性而对经济人的质疑与批评是一种囿于伦理学传统视野的做法,若要换一种新的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经济人、政治人现象的出现乃是现代社会发展向伦理学提出的新的挑战,正确地对待这一现象既会丰富伦理学的人性理论,也会丰富伦理学道德主体的理论。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先验自由与时间的深层关系

初步看来,先验自由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中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康德,先验自由是纯粹理性独立于自然因果性并自行开启一种状态的能力,而时间则意味着一切物（感性杂多）在其中都必然具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关系,即一种规律性或必然性,因而意味着与先验自由的对立。但是,通过深入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我们发现,一方面,时间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比自然规律乃至纯粹知性原理更高阶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唯有把时间及其在事物中的关系理解为客观实在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知性为自然立法无法体现出自由,因而才能理解自由与时间之间的对立关系。     

加强基层税务所缱设的理性思考

基层税务所是直接负责税收征收管理和为纳税人服务的一线单位．是上级决策部署的最终落实者。基层税务所征管水平的高低、纳税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体现了税务机关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     

美：作为实现至善的环节与作为知的形态——席勒与康德审美思想的差异

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他的哲学目标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如何实现至善,也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由。席勒则认为,一个服从道德律的人由于感性受到压迫仍是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感性与理性在美的艺术中的和谐一致才能实现。因此人被规定为美的人性,只有具有美的、完整的人性,人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人。康德的自由的当下在于道德法,席勒的自由在于美的交往。康德的美是形式规定,席勒的美则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美在康德那里是特殊性的环节,对于席勒则是思想的尺度,具有完整的知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