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又有着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丰富内涵;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反映了对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要从确立社会目标、进行利益分析、实施制度安排、着手意识培育等四个方面着手,正确处理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西移的构想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对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地域辽阔、区域层次复杂,设想把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西移,并从现实条件以及战略意义方面论证"西移"的构想是可行的,而且它对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来说都存在"双赢".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抗衡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7期刊登了《谁在分"肥"》一文,内容涉及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企业经营和改革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被后者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败诉。此案所涉及的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背后的复杂法律关系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它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我们特节选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书,并约请有关方面学者对此案所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刑事侦察防范理论研究与思考

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刑事侦察防范是加强刑侦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于刑侦部门专业化建设,强化业务基础工作,建立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增加发现犯罪、制止犯罪的方法手段,寻找更多的侦破案件途径,提高刑侦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有效地预防犯罪、减少侵害结果的发生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述评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整体防控的战略部署,四张网络的立体架构,防范控制的精确指导,专业力量的精确打击,队伍建设的全面推进.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建立了一套特定的概念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判断,解答了新时期社会治安工作面临的系列难题.该理论对治安情况复杂地区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学基本范畴演变初探——兼论“公共行政”范畴历史地位及其理论化创新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行政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来,围绕其学科最基本范畴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行政管理”概念、“公共行政”概念性创新和“公共行政”理论化创新三个阶段。通过这一历史解读,深刻地揭示“公共行政”范畴及其理论化创新,在当今我国行政学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发展地位。     

论新闻社会责任原则的立法选择

20世纪中叶,英美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提出的新闻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只有负起新闻道德义务时,才有新闻道德权利和新闻言论自由,它凸现了新闻言论自由及其限制的一般法理,其意义非自新闻社会责任理论出现时始,在新闻传播活动及其立法史上,它即有普遍性。但在新闻立法上,应当区分新闻传播的私人性社会关系和新闻传播的公域性社会关系,这是建构新闻社会责任具体法律制度的基础。     

推进男女两性平等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部署了经济建设、政冶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体现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坚实、更完善的理论基础。和谐社会战略部署的提出，对妇联组织牢牢把握大局，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妇女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电话定乾坤（上）——“直觉决策”探析

2001年11月初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正处于微妙时刻。美方让受控制的阿富汗“北方联盟”军队有计划地一步步谨慎逼近塔利班固守的首都喀布尔。准备最终于次年4月底抵达。11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起程参加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之前。突然通过“热线”，挂一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小布什说：俄罗斯方面利用前苏联在阿富汗的旧关系，已派了几十名间谍渗透进塔利班内部，利用金钱和“战后安全”承诺，买通了塔利班的指挥官。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