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绩效理性的回归——兼论南京市取消66个街镇GDP考核的标本意义

我国政府绩效考核领域的"唯GDP主义"虽在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近年来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如旱涝地质灾害频发、区域经济结构同质化、房地产泡沫恶性膨胀、经济和社会建设结构性失衡等。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正呼唤着更趋科学、务实的政府考核绩效理性的回归。     

The Steering of the Legislation-centred Doctrine after the Chines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ng Built

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如何在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对过去30年的中国立法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今后,相对于集中立法与频繁修改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     

督促起诉：法律监督权的理性延伸及科学构建

督促起诉是指针对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行使或怠于行使监管职责．案件性质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民事行政检察制度。     

新书架

《中国大时局Ⅱ-未来二十年的大趋势与变革方略》高连奎,秦逸飞/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根据世界银行的算法,中国不仅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一,而且实体经济的总量已是美国的2~5倍。没有了标杆的中国如何改革将是一个更难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变成引领全球进步的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这是本书所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问题。本书以世界大潮流为背景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兴衰变迁。     

“猫”,又来了! 音乐剧“本土化”的生存与迷茫

人才匮乏是中国音乐剧产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从编创到演员如何"修炼内功"?如何让观众买票进场?另外,作为"高成本,低产出"的艺术形式,音乐剧也对中国剧场商业运营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情理法关系分析

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商谈的主体、商谈的问题、问题解决的路径和方式、问题解决的方案和结果等都要合情合理合法。只有这样,协商民主制度才能贯彻落实到位。因此,协商民主必然要求情感、理性和法制等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统一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情理法关系:一是探讨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探讨三者在协商民主背景下的内在统一性;三是如何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自觉——如何引导党政干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今年一开春，我接到通知在市（县）新一届领导干部轮训班上讲解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同志在市四大班子所作的《新班子的工作方法》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的开篇是讲坚定信念问题。如何讲好这个具有新要求的老题目呢？经过反复思考，我作了以下安排布局。     

理性与乌托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理性与乌托邦既相矛盾,又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实践中。工具理性是乌托邦理想形成的根据,乌托邦理想体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理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熊胆纷争能否迎来理性讨论

《本草纲目》载：熊胆的功效是退热、清心、平肝、明目。近来,围绕着熊胆发生的口水战却是高烧不退、剑拔弩张、骂字当家。几番道德和情感博弈之后,很多像张越一样的动物保护人士都意识到,拒绝义愤填膺的情绪化宣泄,研究出代用品,让这个血腥产业从中国消失,才是拯救黑熊的途径。     

社会怨恨与政治宽容——基于全面治理中的关系重建

在国家社会双重转型期,价值差异、利益丧失、社会空间压缩及公共契约消退都导致个体的精神失落,并为社会怨恨的蔓延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表面上看,社会怨恨是一种物质不足的精神失落,但是从结构上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往往来自正义供给的制度不足.这种不足催生了弥漫性的政治不信任,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催生了社会个体间的疏离感,并对社会共同体的融合起到撕裂性作用.社会怨恨遵循差异比较、隐忍和单项作用的过程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件,社会怨恨既积极整合社会,又阻碍政府变革.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理性的政府,同样需要成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