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区域生态共建共治共享是国内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共建共治水平的关键因素。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城市群绿心区的共建需要建立区域统一性生态质量评估体系,根据考评结果自上而下确定各级政府的奖励性补偿额度。同时,需要建立生态赔偿制度,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并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实施现金补偿与非现金补偿等多种方式。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探索生态文明司法保护的江苏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求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江苏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区之一,也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亟需以法治力量解决这些问题。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是法治江苏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推动生态富民走向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夯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正式施行。这部被誉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实施五年多来,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显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依靠法治推进江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与超越——基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分析

政策能否落实落地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生态文明政策具有定位多阶性、功能多样性、构成多维性、过程往复性和效果释放长程性总体性等特点。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说明,生态文明政策对具体社会情境和具体政策对象的应用会产生各种适应性问题,导致政策效果释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克服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重点是实现生态文明政策功能从"限制性"向"发展性"转变,生态文明政绩考核从"轻量级"向"重量级"转变,生态文明政策运行从"单向支配型"向"合作交互型"转变,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体现平权特征的可持续、合作式政策运行机制。     

城市“微更新”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指出,要抓住我省作为全国唯一的美丽宜居城市试点省的契机,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更新则是实现新陈代谢、增强整体机能的调节机制。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城市发展的重点已经从用地规模的拓展逐步转向功能品质的提升,城市更新正在成为城镇化下半场的主旋律。作为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南京已进入增量存量并重、在存量空间中实现增量价值的发展阶段,城市更新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线国家为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当前,“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治理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应对、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绿色合作、合作机制建设与对话交流、合作规划和参与指引建设、技术转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大国博弈导致治理碎片化、各国发展现实差异与理念偏差、本国利益保护偏好、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引导,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的生态治理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和对内的政府与企业约束引导机制的建设,担起中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