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推动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发展

根据莫兰指数测度,京津冀三地创新活动空间相关性不显著,说明三地间科技创新的联系度、融合度和均衡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国际层面看,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是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的重要举措,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冲击使得全球产业链遭受巨大挑战,产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链条缩短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提升永定河生态流量保障水平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永定河流域水资源过度开发、河道干涸断流、生态系统退化、水质污染等问题突出。2017年国家启动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将提升永定河生态流量作为重要内容,组织从官厅水库向永定河下游补水,促进了桑干河、永定河官厅山峡及下游河道生态修复。但永定河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河床渗漏严重等导致了永定河生态流量难以保障。此外,人为活动使生态流量问题更为突出。     

出台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

郊区是首都发展的战略空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系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考虑到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结合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建设取得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建议出台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例"),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生态富民 实现“绿富同兴”

生态涵养区为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将生态涵养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空间加以重点管护,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绿"转化为"富",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空间视域下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伴随城镇化和老龄化,空间转换过程中流动到大城市的老人在居住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出现空间排异。年龄、同住人数、居住年限、是否农业户口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个人月收入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满意度、邻里交往频率、社区参与情况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基于此,建议政府广泛利用多种就业形式促进流动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人异地养老保障水平,重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合理规划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并提高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     

城市群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区域生态共建共治共享是国内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共建共治水平的关键因素。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城市群绿心区的共建需要建立区域统一性生态质量评估体系,根据考评结果自上而下确定各级政府的奖励性补偿额度。同时,需要建立生态赔偿制度,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并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实施现金补偿与非现金补偿等多种方式。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文化生态问题中的文化主体保护

随着环境的改变和强势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生态逐渐失衡,某些民族文化生成发展的根基正在丧失。作为民族文化东道主的当地居民,特别是原住民,在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中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将文化主体的保护纳入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范畴,从根本上对民族文化主体进行帮助和关怀,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