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的推手与抓手

政府应继续推出商品住宅用地,开发一部分保障房、安置房,使市场房源总量和品种结构能得到更大的改善,从而降低房价当前,我国高房价困扰一直是全社会普遍担忧的热门话题。从2009年以来,中央政府不断推出宏观调控措施,但仍然收效甚微,为何出现如此状况?我们确有     

“危害因素辨识、风险评估和控制策划步骤”在“安康杯”竞赛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开展岗位"危害因素辨识、风险评估和控制策划步骤"活动使工会组织推进企业"安康杯"活动工作更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弘扬了企业安全文化,为保证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加快公司研发能力的提升保驾护航。     

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的制度研究

风险负担是买卖合同中的重要问题,对平衡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起着关键性作用。关于我国合同法确立的风险负担规则,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比较研究国际立法中风险负担规则的几大类型,有助于明确我国风险负担立法之立场并促进立法的不断完善。     

如何铲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10.7万亿元,相当于全国GDP的27%,其中60%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部分地区政府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这些问题暴露出在公共财政制度和地方政府治理上还存在漏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今年7月,国务院已部署把"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列为各项整改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中央已决心化解多年积累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那么,应采取哪些措施使地方债实现软着陆,进而避免引发财政整体危机?本刊特邀相关专家把脉地方债实质,开出相关处方,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从“消费风险”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文章首先分析了消费风险这一概念。其次在简要分析消费风险的大小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的基础上,指出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主体的政府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化解居民消费风险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从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基本安全等方面概括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点内容。     

风险的属性及其对政府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启示

政府的重大决策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进行社会风险评估。风险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以感知为基础,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这种感知是以认识到的危险的质性特征而不是量化特征为基础。如果政府的重大决策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风险,那么在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中,应该考虑政策信息披露的可信性、特异性和行动信息的具体性。在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应该注意:(1)风险评估主体除了官员和专家,应该把一般民众纳入进来;(2)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关键;(3)在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中,应该正确使用媒体的力量;(4)树立公共优先的原则,协调重大决策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我国流动人口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及其政治风险

改善占我国人口17%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对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个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个体非法性政治参与、群体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群体非法性政治参与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要参与形式,但这几种参与形式中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社会资本流失、劣质民主和政治不稳定等方面的风险。以制度整合与创新促进参与环境的改变,以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促进参与主体的变革,以政府转变促进参与客体的改善,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风险控制的主要途径。     

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中的适用研究

海洋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但近年来海洋生物多样性因愈演愈烈的海洋生物入侵现象而遭到了巨大破坏,世界各地稀有的海洋物种面临着可能灭绝的巨大威胁。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项重要原则,但是从定义到适用上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分析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适用上的针对性,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海洋生物入侵严重的国家应有所裨益。     

中国地域发展格局演变与新发展格局的方向

发展的格局不仅是人口社群和各种社会经济体系在地域上布局与聚集的物理状态,也是一种无形而重要的战略资源与发展要素。发展格局的合理性,关系全国发展的经济社会活力及其可持续性,关系发展的自然成本与代价,关系整个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本文系统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发展格局的框架性制约作用,以及过去60年来我国资源环境格局、产业格局、人口与城乡格局的演变特征,认为塑造发展格局的驱动力已由抑制自然优势转变为激发与响应自然优势,发展格局正在朝绿色化与本质均衡化方向发展。     

发展风险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可能性

在当代社会,发展风险已成为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时代化才能解答这一课题,因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具有了现实必要性.理论时代化的关键是建构时代化的新型理论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来看,风险理论可以成为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形态.由于理论时代化与实践时代化具有辩证统一关系,所以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防范发展风险,并在防范风险的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