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民关系建设之探讨——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作为探讨个人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始于古代朴素契约论,繁荣发展于对近代政治实践的思考。社会契约理论为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反观现实政治实践,社会契约论精神对政府自身建设与个体公民意识的培养都提出了要求,且对当前新型政民关系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国外马克思民主观研究概述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的苏东剧变,使得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更是争论不休。在国内民主观研究日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国外马克思民主观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虚假诉讼程序阻却论

虚假诉讼作为典型的民刑交叉法律问题,在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双重规制下,衍生出范围界定和法益保护的诸多冲突。实践中的民刑程序分立,造成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力度不足,难以对司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形成有效维护。因此,要结合民事诉讼和刑事制裁,将民刑程序进行有效对接,针对"串通型"和"单方型"虚假诉讼的各自特征,从程序上对虚假诉讼进行阻却,完善相应的证明标准,形成立体的制裁体系。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重民时代》

国家的运转不是简单的公式。社会开放，为中国打开了机遇之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服务型政府建设需着眼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序幕。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有益路径。近年来,无锡市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体系方面的典型实践,对于研究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体系问题,有着重要的"范本"意义。一、无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体系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     

大后方重庆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着国民政府迁抵重庆,大批外地同胞也涌入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战时的重庆,除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其生活方式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变迁。"下江人"影响下的饮食习俗的变化战时重庆,"下江人"是对     

民间标会的异化演变及政府规制路径思考——以"宁德会案"为例

标会是以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民间互助金融形式。作为一种地方性非正规金融标会有储蓄生息和资金筹措的双重功能,但风险性强。近年来,福建宁德的投机性标会日趋增多,"倒会"风潮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现行的民间标会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尽管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抑制了因民间标会引发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对民间标会还需进一步强化政府规制,应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将事前预防和约束、事中引导与规范、事后惩罚和处置相结合,使民间标会在互助、合法、低风险等前提下运行和发展。     

即使飞蛾扑火为何也要告到底——实名制火车票途中遗失被令全价补票屡屡引发状告『铁老大』官司

火车票实名制前,车票一旦遗失了,被要求全价补票,乘客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有苦说不出.然而,实名制后,只要打开售票系统,购票人姓名、身份证号,购票时间、价格,乘车车次、座位号一目了然,如果仍要求遗失车票者全价补票,乘客会答应吗?南京市民罗小雨为此与上海铁路局较起了劲,将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所补的票价款.一审被判败诉后,他不服上诉.今年4月下旬,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上诉案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围绕实名制火车票的属性、乘客保管火车票是否主要义务、要求补交遗失车票的全价票款是否霸王条款和公平等问题展开激辩.     

丘濬提出劳动价值论辨析

丘濬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他只涉及到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功力与价格的关系、等价交换原则,但这些都与劳动价值论有理论抽象上的差别。丘濬在义利关系上采取中庸立场,主张"以义为利,以礼制欲",君主"操利之权,资以行义"。对于纸钞,丘濬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为了解决钱伪钞多的问题,丘濬提出了建立银本位制的构想,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铜为下币,通过铜钞之间的收购来解决铜或钞过多的问题,但这一想法是行不通的。丘濬主张"藏富于民",认为"民自为市",便可做到交易公平。这种主张与近代西方的放任主义有相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