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行政审批在范围、层次、程序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政府“治道”变革以及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型等三个方面都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要求。     

破产债权申报制度研究

债权申报存在法定主义与法院酌定主义两种立法例。债权申报期限本质上是一种诉讼期间,逾期未申报债权在性质上丧失的仅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与地位,不会产生消灭债权人实体权利的法律后果,其救济方式是补充申报。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要申报债权。劳动债权、税收债权没有申报义务。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     

新企业破产法与管理人中心主义

历经十数年之准备工作,新企业破产法最终于2006年8月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将在2007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规范市场主体的基础性法律,破产法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制定与修改均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此次审议通过的新企业破产法注重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并使之与我国国情密切结合,故多有突破与创新之处;而要使破产法真正发挥作用,则更有赖于将来诸多配套工作之完成。本期笔谈特约请专家学者聚焦此次立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期待社会各界将这一探讨推向深入。     

论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与制约机制的完善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不是权力行使的边缘,也不是理想法律运行状态的偏离,而是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国外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制约机制已相当完善。我国应通过完善程序内制约机制与改革程序外保障机制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敏捷致智：敏捷治理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以济南市智慧审批实践为例

智能技术的运用是政务服务转型的趋势。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如何顺势而为,实现政务服务的智能化转型？既有研究认为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受技术赋能和权力配置双重驱动,并揭示了转型中的潜在风险,但尚未明确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可行路径,亟待理论层面破题。相较于传统治理范式,敏捷治理为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构建了理论进路。基于此,本文从理念转型、治理情境、治理结构、治理流程和治理工具五个维度发展了敏捷治理框架,并以济南市智慧审批为案例,从四个方面提炼出敏捷治理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是价值引领,即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思维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全过程。二是组织调试,即政府应构建具有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运用多样化技术工具主动拥抱风险。三是流程再造,即打造需求导向的、极简化和弹性化的智能化政务服务流程。四是关系重塑,即以智能技术运用为契机实现部门协作、社会协同。本文丰富了政务服务转型议题的研究视角,检验了发轫于西方的敏捷治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适用性,并为实务改革提供参考。     

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在民法中不可质疑,但在破产程序中,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限制系破产程序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同时也是破产法立法价值嬗变的结果.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必须合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家事事件程序的法理分析

台湾学者邱联恭教授提出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理论,家事事件程序交错适用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通常有三种情形.家事诉讼与非讼的集中交错以裁量权和对审权为中心.家事审判职权主义的特征使它与非讼程序有着某些相统点,因此家事诉讼事件可以一定程度的非讼化.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极不清晰,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杂糅,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混同,非法实物证据规则之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不分。应回归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定位,以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导向,将所有非法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厘清相关概念,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引导的方式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或者合理解释”进行阐述,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要件,激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