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在我国,邻避设施兴建愈来愈"常态化",而邻避项目的决策者、邻避设施的建设者以及邻避设施周围居民三者公共利益受益程度呈现出不对等性。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与成本—受益的不均衡性,成为邻避冲突发生的导火索,究其原因,邻避冲突是源于公共利益具有差异性和政府行政过程中目标导向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使政府面临角色困境和行政决策价值选择的困境。政府邻避设施行政决策应该通过合法化、合理化走向法治化,具体路径是实行邻避设施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权和完善专家论证制度,助推邻避政策的制定、邻避设施的选址等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最大程度预防邻避冲突的发生。     

虚拟财产的价值证明:从传统机制到电子数据鉴定机制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虚拟财产犯罪正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惩治该类犯罪有助于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保护公民虚拟财产权益.如何证明虚拟财产的价值,是虚拟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核心问题.实践表明,司法机关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价值证明机制,将遭遇到方法落空等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虚拟财产属于虚拟空间的财产性利益,其价值证明方法必然与物理空间的传统物品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引入解决虚拟空间专门性问题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讲,糅合电子数据鉴定知识和物价认定知识的新型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方法,是有效化解虚拟财产价值证明难题的新机制.     

香山脚下党旗红——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卫市检察院党总支

＂中卫市检察院是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的排头兵,是全国检察机关党的建设的一面旗帜。＂201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在中卫市检察院调研时作出这样的评价。2016年7月,中卫市检察院党总支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这项殊荣的取得,源自中卫市检察院抓党建带队建、抓党风促作风、抓党务创品牌的一系列创新机制。坚持政治生日＂一卡制＂。对中卫市检察院监察室主任万晓红来说,     

遏制“报销腐败”须下猛药

梳理各地纪委通报发现,2016年以来各地公开通报的违规报销问题不胜枚举。调查发现,“报销腐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突出腐败现象。有的领导干部报销内容无所不包,生活几乎“零成本”。有的落马干部甚至以餐饮、烟酒的名义,把行贿“黑金”入账报销。     

论美国电子数据搜查的司法规范——兼及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借鉴北大核心

电子数据的调取涉及诸多法律问题,美国的相关司法判例从电子数据搜查令的合理根据、电子数据搜查的搜查范围、电子数据搜查的时限等几个方面对电子数据搜查的相关问题加以规定,形成了系统性的电子数据收集法律规范体系。美国的相关判例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电子数据搜查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最新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有关方面还有待改进。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CSSCI

我国三大诉讼法陆续将电子证据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纳入立法,这给我国传统证据规则带来了冲击。纵观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判断、运用等方面证据规则的规定,仍旧散落在部分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多数学者都承认我们迎来了电子证据时代,但"有立法、无规则"已经成为制约电子证据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最大瓶颈。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得不参照既有的证据规则,常常会出现"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的现象,导致相当数量的电子证据被排除在案件事实证明范围之外,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和作出公正的裁决。对于电子证据的运用,除了要遵循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等基本规则,还要结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对其规则进行完善。     

破解电信诈骗犯罪实务难题

电信诈骗罪社会危害性巨大,本文从司法实务中办理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疑难问题入手,对电信诈骗的行为定性以及特征进行分析,指出了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并对如何破解疑难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日本电子政府的构筑与发展

日本电子政府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实现了政府办公的自动化、电子化,也使日本国民真正迈入了电子政府的时代。     

电子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数据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形式的使用日益增多,然而,与传统纸质证据相比,电子数据证据具有独特的特点。本文旨在探究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证据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研究

我国现行电子数据审查规则围绕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四个层面展开。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真实性审查,而忽视其他层面的审查,甚至认为后者的价值顺位可以让渡于前者,补正采用。在取证活动中,此种做法不仅易使公民权利遭受侵害,而且可能引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等一系列问题。故应当从权利保障的视角重构取证原则和程序,依据价值层次重构审查规定,梳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使合法性审查发挥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