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完善

一、引言 证人，即知道案件事实，且能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以直接或间接证实案情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他们依法提供的证言可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是审判活动中据以定案的数种证据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它的证明效力及作用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若撇开了证人证言，大部分案件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无法认定，然而，作为定案依据的每一份言词证据须经庭审质证，因此，证人直接出庭作证并经当庭质证而予以确认的证言，无论是从法律意义还是从证明效力等方面都是毋容置疑的优势。     

电子证据证明力问题之法律思考

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关乎其作为证据的证明价值,是运用电子证据解决案件纠纷的关键因素。本文以证据学为视角,分析了电子证据的涵义及影响其证明力的重要因素,归纳出衡量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基本标准,并试提出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的可能性。     

从一起商事再审案件谈新证据的认定

[基本案情]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甲市房地产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乙市建筑公司。 2000年6月18日，甲市房地产公司（发包方）与乙市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承建力）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1．甲市房地产公司将“明珠大厦”工程发包给乙市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承建；2．本次发包工程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共6层，土建项目工程为每平方米800元，工程总造价480万元；     

论滇西南运输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实务中的几个重点问题

据统计,近三年来云南省德宏、保山、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五个边境地州审理的毒品案件,80%以上为运输毒品犯罪。从滇西南边境辖区毒品运输的情况分析,运输毒品犯罪的手段更加隐秘,证据收集和延伸破案都较以往困难。根据边境运输毒品新态势,公安边防部门要明确刑事案件侦办要点和证据收集的基本要求,研判如何及时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运输。     

冤案频发的制度拷问——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科学构建

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的频频曝光使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面临着公众的拷问,这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立法缺失不无关系。应从增强可操作性、完善证据标准体系、发挥"疑罪不诉"制度的功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诉证据标准。     

电子村务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电子村务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电子村务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扩大农民的知情权,缩小城乡的信息鸿沟,而且通过网络为农民提供商务信息,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新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电子村务促进基层民主的培育的发展。但是,电子村务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建设中还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关系的和谐。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能否被采用为定案根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实践中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本文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及实践中的困境入手。提出了构建我国合理的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设想，以期有利于该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浅议证人不配合之对策

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核心和基础。但在查处刑事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取证难，证人不与配合等问题。笔者现就如何解决好证人不与配合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