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源起、特征与融合

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的发展变化巨大,治理实践成就斐然。以治理现代化作为观察主线,我国的城市社区经历了从转型、建设到治理的阶段性主题变迁,反映了国家权力从收缩回归、扩张下沉转向嵌入渗透的实践轨迹,社会从组织赋权、要素成长和主体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成长,国家与社会从改革之初的相互调适、逐步分化而迈向相互建构并整体转型,共同完善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     

“暖男”现象的哲学审视

"暖男"现象说明了当代青年对爱的理解较之以前有所突破,表达了当代青年内在的心理诉求,更反映了时代的重要变迁。对"暖男"现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考察,并着重从哲学上进行审视,会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启示。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成本—收益模型视角下老年人盗窃犯罪防控对策分析

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老年人实施盗窃之前会权衡犯罪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通过构建老年人盗窃犯罪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盗窃行为的各个因素作用的大小,结论表明,当前我国老年人盗窃犯罪防控应以提高犯罪惩罚可能性为首要战略,辅之以提高罚金数额和犯罪预期机会成本。     

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协商民主思想

《邓小平年谱(1975—1997)》涵盖了邓小平领导全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排除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壮阔历程,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载体,是探究其协商民主思想的一个有效路径。该年谱蕴含的协商民主思想,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二、依托统一战线搞好政党协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三、协商民主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贡献。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协商民主建设,仍然大有裨益。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走出“剥削正义”的迷雾——基于“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若干思考

"塔克—伍德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有理并且正义,极力塑造拒斥正义的马克思幻相,给人们留下了模棱两可的乱象和自相矛盾的错觉,使正义的马克思被遮蔽在赞成剥削正义的迷雾中,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经久不衰的正义争论。实际上,马克思以正义之剑剖开资本剥削隐藏的秘密,以革命的激情谴责和抗议资本主义并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既是正义的批判者,也是正义的建构者。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交易正义、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解剖和归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资产阶级的正义言说抛在历史的深渊予以掩埋,彰显了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事实批判和价值批判、整体解构与立体建构的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以批判的武器还原正义的原相,奠定正义的根基,以期通达正义的王国。     

真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提起保定市北市区东关办事处东进巷社区群众工作站,社区的居民都竖大拇指,一致夸赞群工站是真心解民忧、诚心解民怨、实心解民困的好＂娘家＂。今年以来,该社区的群工站站长是市审计局的副局长陈仕强,他带领群工站工作人员多方协调有关部门为社区修好了居民出行必经的小路,拆除了影响居民人身安全的危墙、移走了存在安全隐患的13棵倾斜的大树、疏通了污水井管道……真是小事一桩桩,好事一箩筐。     

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