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破解聂树斌案件的“死结”?

司法面临信任危机如果说法律应当让人信仰,那么,法院则应当让人信任,法官则应当让人信赖,判决则应当让人信服。简言之,法无信不立,信任乃法院的立身之本。可是,继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个人的劫难之后,司法面临的则是信任的浩劫——人们对法院的信任度跌至负数。聂树斌案可谓这一负数的标志     

张飚:我只是坚守了一下

张飚退休前,在石河子监狱当驻监检察官。这10年里,他一共办了二三十个案子,案子都不大,没什么影响。直到他遇到张高平,才介入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冤案的平反过程。张飚退休后的生活是很安逸的。平时到乌鲁木齐帮女儿看看孩子,但他不喜欢乌鲁木齐,嫌人多车堵。他更愿意待在漂亮的小城市石河子,因为到哪去都方便,绿化也好,"你现在来的时间还不算好,到了夏天,想找个楼房都不好找,全都被树挡住了"。     

言论广角

沈德咏：疑罪从无的实践理性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侦查、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主观上当然都不希望出现疑案,然而,受制于各种现实的客观因素,疑案在一定条件下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疑罪从无就是处理疑案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和方式。疑罪从无是遵循认识规律的必然结果。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们既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坚信事实真相是可知的,是可以被认识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在特定条件下有些事实真相尚难以全面揭示。所以,无论是查清事实后判决有罪或者无罪,还是出现了疑案作出无罪处理,     

河南李怀亮案：“疑罪从无”的先河

2013年4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无罪判决，让被羁押12年的李怀亮重新获得了自由。与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冤案”不同的是，该案被害人并未“生还”，“真凶”也未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无罪判决，极具现实参酌意义。     

浅议存疑不诉现状及完善措施

存疑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不起诉情形中的一种．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和诉讼经济原则的具体体现，其适用的对象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认定存疑不起诉的关键是符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然而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很笼统．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分歧较大．它关系到能否正确贯彻疑罪从无的诉讼原则，关系到办案质量和司法公正。     

命案存疑不起诉的证据分析

正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赵某系刘某之表哥,被害人马某系刘某之友。1993年冬,刘某因其妻与马某发生不正当关系而与马某产生矛盾。犯罪嫌疑人赵某得知此事后曾向刘某表示要替刘某出气杀害马某。1994年12月6日22时许,被害人马某在其家中被人持枪枪击项部,并被人用单刃刺器刺伤左眼睑处     

“疑罪从无”原则实践困境与出路——以刑事审判权的运行为视角

公众对于冤假错案的关注度日益增强,要求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司法原则的心愿也愈加迫切。本文从审判实践进发,寻找疑罪审判异化的成因,考量疑罪审判的价值定位,最终尝试架构疑罪审判的激活路径,以期对真正实现"疑罪从无"理念的归位有所裨益。     

“存疑不起诉”制度完善初探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排除了人民检察院的定罪权,同时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按照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吸收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精神,设立了“存疑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     

刑讯逼供案件的热问题与冷思考

本文从刑讯逼供案件侦查的角度，对刑讯逼供类案件的特点、经常出现的问题、应当适用的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文中认为刑讯逼供案件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刑讯逼供案件不应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并对这些观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加深对刑讯逼供这一罪名的认识，对这类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有所裨益。     

罪从判定与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一词最早是由十八世纪意大利的刑事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来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能确定有罪”。据此,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将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下来。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