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运行中,公司和企业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事主体,公司和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立足就需要进行登记,因而商事登记制度十分重要。当前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断完善才能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服务。     

论占有在房屋二重买卖中的公示效力

我国《物权法》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采用了登记要件模式。登记的公示效力毋庸置疑,但在房屋二重买卖情形下,未登记但已经实际占有的无过失或过失较轻的先买受人应当享有与登记的同等权利。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登记和有限公开机制研究

为了预防性侵犯罪案件的发生,美国、韩国等国家均设立了性犯罪者登记和公告制度,以此实现特殊预防和保护社区安全之目的。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性犯罪案件发生,尤其是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的数量一直在高位徘徊,但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进行有效预防。鉴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并不属于隐私权保护范畴,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出发,可以适当借鉴域外性犯罪者登记和公告制度,在我国构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登记和有限公开机制,要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定期向司法机关登记,对该类人员中实施严重性犯罪行为或者具有较高再犯风险的犯罪人员,公开其个人信息,以此防范该类人员再犯和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公共安全和保障未成年人平安成长。     

女性婚姻近代化转型浅议

传统法制文明延续了数千年从未中断,但是在近代却不得不发生了转型。那么女性婚姻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进步性呢?这时期的婚姻近代化转型是否一帆风顺呢?它对当代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启示呢?文章在分析女性婚姻近代化的背景下从女性订婚权利、婚姻生活、离婚权等角度来分析女性婚姻近代化的特征,并对其中所存在的阻碍因素进行了剖析。总体上,近代社会女性婚姻是朝着独立、平等、个人本位的方向发展的。     

债权物权二元财产权体系视角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

农村土地经营权是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利,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土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民事权利的统称。按照现行法律,农村土地经营权本质是不动产租赁权,具有债权的请求性和相对性,转让、转租和质押等受到限制。未来应当将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权,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范畴。国务院应当总结各地改革试点经验,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农村土地经营权登记暂行办法》。     

中国离婚潮的变动轨迹与性别模式——经验数据中的理论逻辑

在中国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转化的现代语境中,离婚率逐步升高,维持婚姻的稳定性从刚性需求演变为弹性选择。新中国经历了三次离婚潮,离婚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女性主导性逐渐变强。每次离婚潮都与当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宏观层面的制度和结构要素改变了旧有的离婚制度,同时形成了依旧残留旧制度痕迹的新的离婚模式。其中,跨越式的现代化之路与传统性别制度的叠加,形塑出不利于“甲女丁男”的婚姻制度,“三低”男性和“三高”“两难”女性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进而生成“再婚困境”。婚姻家庭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分不愿再婚和难以再婚群体,辨识性别差异,洞悉经验数据中的理论逻辑。     

超越“模仿企业/公司”的逻辑——中国小商人(个体工商户)法政策之定位优化

中国长期对小商人的法律规制倾向于“模仿企业/公司”,不重视对小商人的“区分管理”,更缺乏对小商人尤其是个体工商户的特别优待。此种“混同管理”的思维,实际上将“个体工商户企业化”,未能妥当定位个体工商户作为“自然人商人”的性质。今日之商法学界亦欠缺对“自然人商人”与“组织性商人”之区分研究,二者之差异主要在于人格要素是否分离。自然人商人在名称、从业人员以及账户开设、财产主体、纳税主体、责任承担等人格要素上均存在“分离不彻底”之特点;而组织性商人则在上述人格要素上几近“全面分离”,使商事组织超越传统的投资人人格而日益独立,形成对组织名称、组织设立程序、组织运营、组织交易、组织责任在法体系上的单独对待。故小商人在法政策上要保持其作为自然人主体之特色,维持个体工商户与企业之本质不同。鉴于中国当前社会之发展水平,将个体工商户等小商人全部改造为个人独资企业会增加自然人从事商营业之成本,故中国在法政策定位上仍需保留个体工商户之主体形式,并在设立人资格、登记管理、税收政策等方面对其凸显“优待立场”,以适应底层社会“通过营业解决谋生”的民事需求。     

论数据产权登记

数据产权登记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登记,其具有证明数据权利归属和内容的功能,降低数据权利转让或数据交易成本的功能,以及保护数据权利与维护数据交易安全的功能。数据产权登记以实体法明确规定数据上的权利类型、内容、效力等为前提,故此其不具有确认数据产权的功能。数据产权登记的标的物是数据,而非数据资源或数据产品。至于数据产权登记能力需要由实体法作出相应的规定。数据产权登记簿应当采取人的编制主义,其上应当记载用以描述数据的相关信息,从而使被登记的数据被特定化或者可得特定化。为了保证数据上权利的稳定与促进数据交易,应当赋予数据产权登记以转让效力,即数据权利的产生、变更、转让和消灭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权利变动的效果。此外,在数据产权登记簿能够与真实的数据权利状况相一致的情形下,还可以赋予数据产权登记簿以推定效力和公信效力。     

论外观主义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外观主义旨在保护因信赖外观权利或者外观授权而与无实际权利的当事人进行交易的相对人,系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其正当性应由立法者进行权衡并内化为具体制度,因此裁判者不能脱离具体制度泛化地运用外观主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在现行法上,善意取得、登记对抗、表见代理(代表)等制度都体现了外观主义的法理,但各个制度在法律构造上并不相同,适用范围也各异。司法实践中,外观主义还常常被滥用于一些与交易无关的不动产或股权权属争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裁判者误将法律关于权利推定的规定等同于外观主义,从而忽视了权利推定本身的制度逻辑。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无论是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还是针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裁定,都是运用权利推定的结果。而在执行异议之诉或者确权之诉中,尽管登记权利人最终仍有可能被认定为真正权利人,但这并非外观主义作用的结果,而是适用权利变动规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