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推动中国前进的刊物

广东广州许接源（水力发电专业高级工程师）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大一统国家，传统的皇权制度及儒学文化与世界先进的体制及文化相对比，的确有明显的“特色”。进人现代社会几百年来，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尤其显出我们制度、文化的滞后与科学创新的无能，而许多国人却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如此愈加偏离了人类的先进文明。     

皇权下的“三权分立”

1861年，年仅30岁的咸丰帝被迫放弃无限的金钱、美女走进生命的黄昏，临终前，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顾命大臣）。三是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代掌）。咸丰帝规定：顾命大臣拟旨后必须上盖“御赏”印章，下盖“同道堂”印章，方能生效。     

浅谈宋代的台谏制度

白谏制度历代相承，有利于政治清明和皇权巩固，同时也存在固有的弊端。宋代的台谏制度有自己的特点，谏官为皇帝亲自任免，起到协调统治关系，维护朝纲政纪的作用，但也有使皇权独裁无限发展，干预相权等负面效应。     

把政德作为一种专业要求

政德,为政之德。对＂政德＂的张望、期盼与议论,中国人千百年从未停歇过。 受几千年皇权思想的影响,中国民众对各级官员普遍存在着程度各异的仰视心理。仰视的效果就是对方比自己高大,很自然地,人们对这种＂高大＂的形象也产生了同样＂高大＂的期望值——好像官员都应接近＂圣人＂一样完美,他们不仅比一般人聪明能干,更有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胸怀,仁慈的爱心,     

晚清政治潜规则：多种多样的“官”系网

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清代后五朝是道光一系的天下，不但因为奕詝、载淳、载滟、溥仪，是道光嫡派，而且，道光兄弟辈多以道光的子孙承嗣。     

把政德作为一种专业要求

政德,为政之德。对＂政德＂的张望、期盼与议论,中国人千百年从未停歇过。 受几千年皇权思想的影响,中国民众对各级官员普遍存在着程度各异的仰视心理。仰视的效果就是对方比自己高大,很自然地,人们对这种＂高大＂的形象也产生了同样＂高大＂的期望值——好像官员都应接近＂圣人＂一样完美,他们不仅比一般人聪明能干,更有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胸怀,仁慈的爱心,     

重新解读我们身边的历史——读刘济生教授《历史的“误”读》有感

对历史,尤其是我们身边的历史,人们都觉得很熟悉,而实际上历史往往并不象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历史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错觉。本文基于人们的这种惯性的历史思维,以分析刘济生教授的《历史的"误"读》为基点,从人们都熟悉的儒家文化和皇权思想出发,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消极因素。     

敢骂皇帝的猛士

明朝是一个多变革多奇人异事的朝代，明朝本应该有更加繁荣的景象，然而却戛然而止心中顿觉伤感不已。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却涌现出众多不畏强权敢骂皇帝的猛士们。     

中国传统法中的罪刑法定省思

关于中国传统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学界对此大致分为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各派学说都能在中国古代存在罪刑法定规定上达成共识,它们的立场分野在于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是否承载了限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精神内涵。如果撇开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语词上的罪刑法定是存在的,但中国传统的罪刑法定规定关注的是"此罪彼罪"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基石并侧重"有罪无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故价值冲突才是真正破解中国传统法不存在罪行法定原则的迷思之所在。同时,在否定中国古代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时需避免对比附援引、皇权专制的曲解与误读。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普被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既脱离了“封建”的本义与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冯天瑜先生新著《“封建”考论》辨析泛化封建观,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拨开了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然其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重新命名,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似可名之为“皇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