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的立法错位及其克服

从刑法修正案(八)“一律入罪”的定性立法现实到最高院的“勿一律入罪”,从通知收集案例拟进行案例指导到将来的司法解释,从公安部的“醉驾一律刑事立案”到“酌情取保候审”,均反映了醉驾“定性”式立法在中国“定性加定量”式刑法框架下的尴尬,国外醉驾定性立法其实在我国刑法立法模式下是不兼容的,“醉驾一律入刑”的争议必然产生.尴尬之解决、行政规制和刑事处罚的不同意义指向以及“醉酒”之模糊性需要对醉驾进行入罪和量刑解释.入罪解释的基础在于作为刑事处罚的醉驾之醉酒标准应高于作为常识的醉酒和作为行政规制的醉酒之标准,应把醉驾出罪因素解释为阻却违法事项,这并不是变更入罪条件,因此仍可由最高院进行.量刑解释需要考虑行为人本身、醉酒和驾驶等三个层面的因素.     

论伊斯兰法的圣战思想

文章从伊斯兰法的三个渊源即古兰经、圣训和"法学家的解释"的角度,全面梳理和分析了伊斯兰法的圣战思想。认为伊斯兰法圣战思想不是一个划一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律),它在不同法源上有着不同的侧重和意义;本质上伊斯兰法圣战思想是各个时代,境遇不同的伊斯兰共同体应对内外危机、维护共同体利益的重要手段及精神武器,其根基深深植于对现实的回应中。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困境与修正一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婚姻法解释三》暴露了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即其已异化成为“准立法”。由此进一步深入，即得出了我国司法解释制度陷入权源不一、权行不当的“两不困境”的结论。故亟待修正：主体一元化可使之从不一走向统一；解释正当化可使之从不当走向正当；重视监督制可使之从少监督走向有规制。如此，司法解释方能回归正途，发挥出增强法律适用性，填补法律空白或漏洞，进而推动法治文明的效用。     

环境监管失职罪为何被“屏蔽”

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同时,还明确规定: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的结果加重要件、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入罪要件为"致     

倒卖车票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反思

利用网络倒卖火车票的新型倒票行为呈高发态势。在快速异化的犯罪手段面前现有刑法和司法解释稍显滞后,信息时代新型"倒卖车票"犯罪形式面临着司法定性的争议与困境。有必要通过扩张解释将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严密区分网络时代倒卖车票罪的罪与非罪。     

职务侵占罪主体认定实质分析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用工形式更加灵活和多元化,行为人在何种条件下、基于何种理由与单位形成职务关系存在分歧。本文认为,应当坚持实质判断,只要行为人基于单位的信任从事单位的业务,履行工作职责,拥有管理和经手单位财产的便利条件,就符合职务侵占罪主体要件,与单位形成职务关系。     

简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

中国现存的法律解释体制将法律解释权集中于不参与司法实践的有权者手中,使得司法审判的主体——法官在处理法律解释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严重违背了法律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适用法律的目的。通过法官解释法律的现实依据、本质特征、矛盾及矛盾分析、前景四方面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进行分析,并由此确定法官解释法律的地位。     

保险合同解释的逻辑演进

保险合同解释涉及条款含义释明和对不适法结果的修正,解释活动也就相应地区分为两个步骤。于此,应首先适用合同法一般原理,主要通过合同法共性维度内的基础性价值构成,如保护合理信赖、尊重意思自治、确保给付均衡和提升效率来建构解释规范。解释过程的实质为探寻处于被保险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对合同内容的理解。就此存在文本主义与语境主义之争。基于效率原因,应先采用文本解释方法,继而采用语境解释方法。若仍无法得出唯一结论,则采用不利解释规则。在此基础上,援引合理期待原则与给付均衡原则对解释结果进行校验和修正,确保其实现保险法维度内保护合理期待、增强法律确定性、适当倾向于被保险人的价值追求。     

安全抑或自由:危机中的美国宪法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论刑法中“军人”的界定

我国《刑法》没有对"军人"概念进行界定,理论和实务对"军人"范围有不同理解。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为例,通过对冒充军人行为法律界定探析,边消警部队人员和军队离退休人员不应列入"军人"范畴,军队文职人员、军队非现役公勤人员、军队在编职工应纳入"军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