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管辖解释问题研究

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衔接的研究面临相关条文的理解问题.监察法解释分为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监察法的解释形式层面必须在本体上假设监察法及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等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为前提.监察法解释的实质层面主要是在符合立法目的、平衡权利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解释;监察法的解释应当遵循"监察优先"原则,监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邹瑜忆习仲勋在全国人大的日子

习仲勋对我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就民主与法制这个领域而言,他在担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无论立法还是监督工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日前,记者采访了在习仲勋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达七年之久的司法部原部长邹瑜。93岁高龄的邹老谈到习仲勋同志满怀爱戴之情。他说,仲勋同志身居高位而亲近人民,亲近下属;办事情非常的实在,实事求是,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者。他蒙受冤屈而矢志不渝;他权高     

少年法庭30年“双特”之路

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持续下降未成年人民事纠纷数量目前已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0年间,上海法院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少年法庭之路。＂上海高院副院长王秋良颇有感慨地说。1984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创立。1984年至2013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波浪型上升、近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总数的比例最高峰达11.10%,2013年回落至2.76%,犯罪得到有效控制;2007年至2013年,上海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民事案件从最初的一年576件攀升到2013年的2645件,案件数量已经超过刑事……     

论船舶优先权的行使

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方式有三种 :扣船行使、卖船行使、参与分配行使。当事船舶被依法扣押是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条件。船舶扣押地法院对船舶优先权的确认和行使具有专门管辖权。本文分析了船舶优先权的行使特性 ,船舶运输企业、海上生产企业破产程序对船舶优先权行使的影响 ,并提出了建议。     

中国与拉美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CSSCI

近10年来,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并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新兴对外投资力量。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于发展中世界,但二者实现开放发展的基础和方式不尽相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企业能力来源也不同。本文在分析中国和拉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趋势、行业分布、区位选择和企业性质多方面特征异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二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各阶段历程,解释其在对外直接投资表现特征上的各方面差异,并探究导致其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由于改革开放模式的不同,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进程具有连续性,而拉美国家则呈现波动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拉美国家对外投资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在对外投资能力上,中国明显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投资领域包括能源、矿产以及广泛的制造业;拉美国家则主要是由实力雄厚的非国有企业所代表,投资领域集中在资源行业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     

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认定的困境与突围——以“伤害致死”判决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认定自始就是一个难题,以北大法宝网案例库中"伤害致死"判决书为例分析,其中绝大多数判决书对于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避而不谈。在少数谈及因果关系的判决书中,要么对于因果关系的表述存在分歧,要么在具体的论证理由上过于简单。法律规定的不严谨,司法认定的不重视,以及因果关系学说立场的不明确,都可能成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通过对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与实务的进一步考察发现,想要在判决书中让因果关系的说理呈现明确化、常态化,有赖于因果关系学术立场的形成。我国应当借鉴德国刑法中的"直接性理论"来阐明结果加重犯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但需要明确"直接性"的内涵,发挥"直接性理论"的优势,摆正"直接性理论"的定位,使其在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等常见罪名的结果加重犯中均有"用武之地"。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它既不同于只处理国家间争端的国际法院,也不同于安理会特设的几个国际刑庭。其补充管辖原则表明,它对国内法院起着补充作用而不是优先于国内法院行使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是合作与协调的关系,但规约第16条规定安理会以通过决议的方式要求法院推迟调查和起诉这个机制存在很大的缺陷,它为政治干涉司法提供了方便之路。     

中国的后李斯特主义崛起

虽然对于中国崛起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对中国崛起的含义仍有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是对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还是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本文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关键假设,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型国家",其发展抱负已经从根本上受到全球"新     

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创建了股东对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拓宽了司法对公司运作的介入。然而在发挥诉讼对股东权益维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董事权责的平衡和司法对经营世界的尊重。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股东对董事诉讼中具有排除司法实质审查、确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派生诉讼中建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功能。我国在借鉴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作成文法化的引进。在司法解释中细化董事的注意义务,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的运作程序,完善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