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执行不是刑罚执行”辩——兼与屈学武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缓刑执行不是刑罚执行"的观点根深蒂固。但是从刑罚定义出发,缓刑应属于刑罚的类别,缓刑的执行是刑罚执行;从完善缓刑制度出发,需要考虑对我国缓刑标准的重新设定,缓刑负担的适当增加。与之相适应,缓刑人员应称为"社区服刑人员"而非"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中需体现刑罚惩罚功能,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矫正执法机构和队伍。     

服刑人员再社会化模式研究——以社区矫正为视角

人要适应社会,需要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这种转变过程叫社会化过程,其结果可能对社会有益或有害。服刑人员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在该转变过程中,其缺乏正确的认知和引导,以致作出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需要对其再社会化,重新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社区矫正是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方式,同监禁刑相比,融入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理念。将犯罪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服刑人员置于社区中,通过社区资源教化服刑人员,帮助其再社会化,不仅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节约了司法资源,还有利于实现我国的刑罚目的——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     

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废除部分犯罪的死刑、强化社区矫正的规定奠定了我国调整刑罚体系结构的基调,从宽处置未成年人犯罪及老年人犯罪、增加社区矫正对象的禁足义务、有选择地加重生刑优化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但其所体现的偏爱缓刑而不重视假释的立法倾向、引治安行政处罚措施入刑法以及限制法定量刑情节减轻处罚程度的做法又使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的调查研究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其根本价值具有双重性，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社区矫正的直接目的在于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教育，使其在不与社会相脱离的情况下矫正其行为恶习，以达到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前期刑罚改造功能和后期社会预防的不成功，严重影响社区矫正价值的实现，笔者对山东省成武县近三年社区矫正重新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其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应对策。     

从“矫枉过正”到“刚柔并济”——我国社区矫正理念重塑及实务探索

社区矫正在全世界的兴起,是人们不断反思监禁刑的种种弊端的结果。但社区矫正毕竟是刑罚的执行,矫正对象在社区的服刑地位应当是明确的。我国社区矫正的司法实践对帮教的关注大大超过了惩罚,这种矫枉过正的行刑理念将直接导致社区矫正发展方向的偏差。如何平衡社区矫正的惩罚性与恢复性这二元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社区矫正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结合我国国情,应在承继与发展柔性矫正措施的基础上,梳理与完善刚性的矫正措施体系。     

南京市社区矫正“鼓楼做法”介评

南京市鼓楼区是江苏省社区矫正示范区创建单位，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形成了诸多有特色的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鼓楼区的实践也启示我们对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机构改革、审前评估、各类矫正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公安机关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等诸多问题进行思考。针对其中的问题，应当从社区建设、非政府组织培育和推进个性化矫正方面入手，逐步完善...     

筑稳社会和谐的基石———关于宁夏和谐家庭建设试点工作的报告

正自2012年5月全区和谐家庭建设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和谐家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认真履责,各级妇联组织积极推动,各试点社区扎实推进,社区家庭居民踊跃参与,试点工作增进了家庭和睦,提升了家庭幸福指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谐家庭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一、基本情况按照工作进度,全区共建和谐家庭建设试点社区51个,覆盖家庭161627户。在深入摸底排查基础上,     

用爱为脑瘫儿撑起一片天

正2007年8月,二师三十团园林五连温黎刚和杨秀珍喜得贵子,而且还是三胞胎,这令一家人欣喜不已。三个儿子成了温黎刚的精神支柱,他拼命干活,要给妻子和儿子更加美好的生活。三个孩子,白白嫩嫩,人见人爱。一年多过去了,就在全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时,杨秀珍发现三胞胎有些不一样。"邻居家同岁的孩子早都已经学会走路了,可我家三胞胎都不会。我当时以为,三个孩子可能在行走方面     

创设安全稳定责任书制度 推进社区矫正管理创新

浙江省是全国首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六个省(市)之一,截止今年4月底,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97000余名,期满解除矫正59000余名。今年以来,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了社区矫正安全稳定责任书制度,全省上下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其他领导配合抓、职能部门具体抓、人人都有责任"的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工作新格局。主要做法是:     

“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

新闻媒体本应具有一种柔性的,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是媒介审判却扭曲了这种监督功能,让媒体去充当法官的法官,凌驾于司法之上。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动者和传播者,它依仗自己强大信息优势及足以主导舆论的霸主地位,对案件口诛笔伐,形成一种先在性的强势审判设定。法官既承受来自各种媒介的舆论干预,又受到因舆论影响而站出来主持公道的行政干预,因而,法官艰难地秉持着法律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天平,又承受着尊重法律与敬重领导的双重考验。认识到媒介审判运行的内在机理,便可以针对其审判链条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矫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