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进程中的社区矫正模式构建——多元主体社工协同构建预防重新犯罪新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大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亦于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     

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废除部分犯罪的死刑、强化社区矫正的规定奠定了我国调整刑罚体系结构的基调,从宽处置未成年人犯罪及老年人犯罪、增加社区矫正对象的禁足义务、有选择地加重生刑优化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但其所体现的偏爱缓刑而不重视假释的立法倾向、引治安行政处罚措施入刑法以及限制法定量刑情节减轻处罚程度的做法又使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社區矯正理論研究的啓發與思考

社區矯正是一種刑罰執行方式,是一種刑罰執行制度。比较而言,從宏觀上說,社區矯正問题在我國應當算作是一個全新的問题。理論研究興起時間不是很長,原來法律上也没有明確规定。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我國社區矯正問题的研究可谓热情高漲,進展迅猛,成就斐然。     

论社区矫正官

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的对象——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多方面的工作。这些依法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一般被统称为“社区矫正工作者”。根据目前已经形成的共识,社区矫正工作者是一个总的概念,其中具体包括不同种类的工作人员,例如,街道、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司法助理员）、矫正社会工作者、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在这些工作人员中,司法助理员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给他们确立恰当名称,对他们实行科学管理,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的成败。本文探讨司法助理员的恰当名称和科学管理问题。     

一个山区农村社区矫正的模式——基于罗田县法务前沿工程中的社区矫正调查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很大的国家,有约7亿人口生产生活在约100万个村庄。作为农村人口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我国的现有社区服刑人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截至2010年3月,全国已试行社区矫正的地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303234人,其中属农村人口的社区服刑人员212833人,占70．1％。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我国社区矫正从2003...     

北京市下发《关于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风险管理的通知》

去年,北京市矫正帮教办结合形势和工作实际,制定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风险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市全面实施风险管理,深化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通知》对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风险管理做出界定,即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实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     

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刑罚执行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最后环节,刑罚执行质量最终影响着刑事法治的整体水平,刑罚执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必须走统一化、专门化的道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应当与时俱进地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准确把握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明确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将监禁刑罚和非监禁刑罚统一于司法行政机关行使。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

本文立足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从维护未成年犯权益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矫正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做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反思及矫正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源自于中国司法实践的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倍受推崇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任何制度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也不容忽视。在热情地颂扬其价值,片面地宣扬其合理性之后,狂热必须回归理性。梳理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厘清其理论误区和实践缺陷,认知其本质属性,以公诉裁量权矫正刑事和解制度,使其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功能。     

浅析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近年来,检察机关逐渐以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参与到社区矫正当中,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的执行监督机制发展不完善,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当中的法律监督作用也遇到了种种困难。这些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