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规律”失效凸显铁律回归

正喜欢用民间总结出来的各种"反腐规律"分析中国反腐现实的人,可能越来越看不懂中国的反腐败了,因为那些"反腐规律"在现实面前失效了,根本解释不了当下的反腐现实。比如,按照一些人总结出来的"反腐规律",一个官员(尤其是高官)退休了,等于就是"安全着陆",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追究了。     

理律杯模拟仲裁赛评议及观摩有感

法学教育应以法律职业为核心,这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理念.本文通过对理律杯比赛所应注意事项发表几点观感.     

对《律疏》中数处律义之解读——管窥法典化律条之间严密的律学联系

唐代永徽时当朝的一批律学精英奉命為《律》编写《义疏》,编写的目的主要是為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疏文对律及注的解释,基本都非常详尽规范,体现了唐律在制订及解释上高度法典化的特色。现选择其中数处,即妻殴"大功尊属"、奴娶良人入籍為奴、受寄者成为主犯、问事打死人、"自理诉得脱"、奴贱流刑不言等级、"不合偿死"、伤、"姦父祖妾"、"于"义之法例,作为引子,以共同探索法典化的唐律其律条之间内在的严密的律学联系。     

论康德实践哲学的界限问题

康德先验哲学中关于直观与概念的区分是理解其实践哲学界限问题的前提,基于这个前提,人类无法认识作为实践根据的自由因,只能反思作为实践形式的道德律,进而在实践哲学中通过道德律彰显在先验哲学中拯救出来的自由。但是,作为人类道德实践领域的最高理想类型的道德律,也仅仅是人类不断开放的实践领域中的一种自由类型,其中的界限问题需凝神思索。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的诉审关系

在现代法治国家,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的,二者不能混同.法院不能承担控诉职能,起诉也不能对判决产生预决的效力.然而,我国控审角色经常发生混同,控审不分的现象着实常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检法机关分享着共同的"作战目标",打击犯罪等同于正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再加上两机关权力的同源性使得诉审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携法律监督权,凌驾于法官之上,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影响法官独立办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法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院,法官也不能真正独立作出裁判.对此,如何转变司法观念,真正落实控审分离,对于理顺诉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在行政法领域,公众参与对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正行使职权,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维护、增进公民合法权益,推进公民自治,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国外关于公众参与的理论观点,总结我国公民参与现状,然后针对我国政府行政与公民参与的互动现状,提出保障措施,最后提出在现代民主进程中保证公众参与有效性,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竹刑》:中国律学的开山之作

针对邓析所作的《竹刑》系刑法典的传统说法,本文提出合理的质疑,认为邓析作为早期名家,擅长于法律方面名实关系的厘清。因应当时成文法的公布,邓析从刑法入手,致力于刑法名实关系的解析,其成果就是《竹刑》。《竹刑》并非刑法典,而是一部对国家刑事立法进行注释和辨析的学术著作。邓析开私人注律传统之先河,《竹刑》乃中国传统律学的开山之作。     

“法治方式”对中国的冲撞及其反思

关于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谈论涉及很多领域，法治方式在功能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法律、法治的工具属性，各种主体都可以运用法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基于对法治的不同理解，在行为上就表现为各自追求的“法治方式”。经过法治论者的多年呼吁以及法治本身所显现的魅力，人们对法治达成了宽泛意义上的共识，在中国初步形成法治思潮。但是，人们所认同的只是高度抽象的法治内涵，在法治概念的外延方面还存在着太多的选项，以至于法治像法律一样，也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对“法治方式”的不同理解，在官民思想和行为中造成了很多的冲撞，甚至出现了以“法治”的名义挫败法治的负能量。如何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减少法治实施过程中的负能量，需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法治现象开展深入研究。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