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规律层次论

司法规律属于社会规律之范畴。它内在地包括构造论规律、运行论规律和生成论规律三个基本层次。其中,构造论规律揭示出司法的构成单元及其相互关系和基本属性;运行论规律揭示出司法的运行方式及其基本法则和价值趋向;生成论规律则揭示出司法的生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和深层本质。借助于由构造论规律和运行论规律所构成的司法客体规律,可以认识和把握司法现象,唯借助于生成论规律方能认识和把握司法之本质。在生成论规律看来,司法规律并非在先给定,也非司法本身所固有,而是在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的。因此,由司法体制及其构造与运行模式等所构成的司法客体形式,并不是司法本质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认识司法本质的一种媒介。欲认识和把握司法的本质,必须从客体规律转向实践规律,转向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转向支配司法实践的司法社会关系之中。     

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乡村社会建设的困境、微观经验与启示——以广东省云浮市“村民理事会”为例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研判乡村社会发展,可以将乡村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国家与乡村社会断裂情境中乡村社会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国家统制乡村社会后乡村社会被国家全面消解甚至走向衰败;国家管理乡村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走向自觉和自治。当然,现实存在远比这种简化的纵向概括更混杂,熟人社会或者正在蜕变的熟人社会依然是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形态。然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所带来的冲击正浸染着本色的乡土社会。为此,基于“陌生人”基础上的现代公共关系的塑造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保障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主要议题。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社会治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重要的历史范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各领域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海外基建与东南亚的国家基础权力

近些年,中、美、日等大国陆续推出各自的海外基建支持计划.对此,在大国战略、地区竞争和全球秩序三个层面上的研究已较深入,但对东道国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影响还研究不足.本文在参考曼恩的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和索伊佛的三条实证路径(国家能力、国家权重和次国家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基建对东道国国家基础权力之影响的分析框架.据此,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国海外基建对东南亚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着重讨论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基建对合法性的影响、融资模式的嫁接、东道国两难处境下的社会动员、佐米亚与国家建构,以及东道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展现了该分析框架在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中的潜力.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生命法史考

作为生命法学研究对象的生命法拥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国外生命法与中国生命法尽管显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进路，但却有着相同的推动力量。具体来说：生命法的发展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生命法的本质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伦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就其发展进路来看，生命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使得生命法的调整范围必然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向，其体系构成必然会逐步完善，而生命法的内容也会越来越趋向于理性。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对苏力先生著作《送法下乡》的思考

苏力先生的《送法下乡》一书引起了中国法学界关于中国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研究走向的大讨论。他在书中讨论了基层司法和陪审委员会制度,提出中国的法制化进程需要大规模的基层司法建设这一观点,他力图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来回答为什么司法、为什么送法下乡,为什么以解决纠纷为核心等问题,但他不自觉将中国的现代法治进程理解为"从了解规则到解决纠纷"的实用主义技巧,认为中国司法建设需要同情式的理解地方知识。其论证过程中逻辑上的疏漏和理论视角局限使其做出的推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城市贫困的社会建构与再生产：中国城市发展30年

城市贫困是制约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贫困过程既是一个市场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性建构的过程,现代化的话语实践与发展悖论、差异性、非均衡性的城市发展逻辑,带来了城市贫困的社会建构和再生产.寻求新型的扶贫制度,实现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合法性转变,实现从基本救助到多元化的综合救助、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以社区作为基本的扶贫单位等是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最优分配问题

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均衡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到需求提高的情况下得到了两大部类投资比例关系的最优均衡解。这一结果对于当前我国4万亿投资效率的提高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