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变革中的人生观争论与教育

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变革往往引起人生观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人的自主性与物的束缚性之争、提倡奉献与追求功利之争、虚无逃避与乐观进取之争、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争等方面。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变革导致人们利益的重组,利益的重组造成人生观的多元化,人生观的多元化进而带来人生观的争论。辨明人生观的是非曲直,需要进行人生观教育,其着力点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与发展阶段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教育人们树立起科学高尚的人生观并用其指导人生,进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劳动教养制度的价值分析与立法方向研究

编者按：法律制度作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生成的规范体系,它不仅要在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秩序的种种矛盾中经受考验,而且,要在回应社会变革所提出的挑战中发展与变革。纵观劳动教养制度的研究与现实,存在众多的矛盾冲突与理论困惑。由于对决定这一制度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如思想基础、价值取向、正当性与合理性等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少见具有建构意义的理性批判与反思,这种状况成为劳动教养立法屡屡受挫、制度创新举步维艰、长期处于徘徊局面的深刻原因。因此,研究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在机理、功能和作用,对其在现实社会的法治建构中的价值定位,从哲理、法理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作必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现行制度变革的法理基础与立法构想。     

从武汉市调查看中国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至今世界各国并无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1995年10月，世界著名犯罪学家马汶·沃尔夫冈教授在北京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并正在进行令人瞩目的社会变革，因而没有地方比在中国进行青少年犯罪研究更为重要（注1）。”本文视角是透过天津市同龄群青少年违法犯罪纵向跟踪调查，分析中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1990年5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历史反思

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近代中国人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阶段。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社会也经历了由经济到政治并到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巨大变革。     

中国市场主体维权联合行动组委会“919阳光律师团“邀请函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律师执业模式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律师执业的基点从职业谋生发展到职业谋生与社会效果兼顾，从关注个案的公平转变到关注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律师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正在悄然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近期在北京启动的“919阳光行动”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     

社会变革中的政策行为

社会变革作为除旧布新的过程，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作为政策行为基础，在此前提下运用相应的模式，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取得变革的成功。由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政策环境具有与社会正常发展时期不同的特点，固而其政策行为也具有超常性，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特殊规律。     

中国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比较研究

当社会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社会变革带来的冲突,往往使人和环境发生新旧交替。任何交替的转换都不是一蹴而就发展到平稳阶段的。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国家的有效控制,就要尽量保护社会的公正。中俄两国都有过相似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经历过社会转折和改革。在这样现实条件下,有组织犯罪的发展体现出各自特点和相似之处。加之两国地理上紧邻,资源分配、人口等因素差距巨大,资源和条件互补性强,使得中俄近年有组织犯罪发展上呈现出可比性的特征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两国在警务交流和共同打击犯罪上频繁往来,建立了良好开端。随着有组织犯罪发展跨…     

试论完善和加强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变革必然要付出代价 ,而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破坏。在重建和完善新价值体系的过程中 ,必然伴随着对旧价值体系的否定和对新价值体系的重建。重建必须首先对传统的、外来的价值观进行评估与批判 ,然后才能继承、吸取并发扬光大 ,形成新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本文拟就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进行探索 ,希望能找到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接合点 ;探索如何完善和加强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     

社会媒体与社会运动

2010年底以来爆发的阿拉伯革命和英国学生运动让很多人预言,以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为代表的互联网社会媒体很可能将取代传统的革命组织形式,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但英刊《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副主编琼尼·琼斯(Jonny Jones)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2011年4月号上的这篇文章却告诫人们,社会媒体可以成为传统左翼革命组织形式的有益补充,但它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更不能盲目相信它可以取代后者,为人们提供一条通往社会变革的捷径。对真正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