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袭来,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广大党员不惧危险,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控疫情第一线。发出倡议全体动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领导班子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情况,及时发出倡议书,动员全省农工党党员团结一致积极投身战"疫":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防控能力;二、强化责任意识,积极担当作为;三、认真建言资政,做好信息工作。元宵节期间又发出致敬信,向奋战于防控疫情一线的农工党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视阈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探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应有之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执政本领体现了党在新时代勇于担负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要条件。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坚持不断学习、努力完善自身、提高自身水平、掌握多种本领、锤炼自身意志、提升政治觉悟、加强专业素养,才能不断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为黄河流域绿色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强调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将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勇担使命、服务大局,进一步加大对黄河大保护的支持力度,助力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