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路径探索

在中国深度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之际,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依据多元福利主义关于多元主体功能分担的原理,分析了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主体（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之间功能冲突的现状。基于此,从多元主体责任分担的视角构建了四主体相互依赖的发展路径：要求政府在养老服务市场的引导中做到放权不越位,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特长,坚持市场在服务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培育老年人及其家庭的主动消费意识。总之,四主体良性互动和分担的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有赖于服务需求分级分类管理和充分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     

医联体模式下浙江农村居民的首诊偏好与政策选择

浙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已通过多种形式与大型医院协作形成了区域性医疗联合体。在此背景下,了解浙江农村医疗用户的首诊偏好与影响变量的相关性以及浙江农村居民对医联体的政策理解度与政策评价有利于进一步发现医联体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文章对浙江农村进行问卷调研,并通过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及方差分析,发现当前浙江农村居民的首诊偏好及其对医联体的政策认知和认可程度仍处于低位,两者呈正相关。同时,浙江农村基层首诊水平与居民的年龄、文化、收入等内在因素以及医疗服务主动性、医疗设备、药品目录、技术水平等外在因素也具有正相关性,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农村医疗用户基层首诊的政策性建议。     

构建有蜀都韵味的特色文化典范社区路径思考——以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街道为例

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丰富文化供给,将资源生态禀赋和历史人文底蕴转化为城市社区营建的内生动力与优势,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传承成都故事和民风民俗,努力营造有蜀都韵味的特色文化典范社区,对成都市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校园社区人居环境中心区景观构景元素设计

高校校园社区人居环境景观乃至整个高校校园人居环境文化气质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形成过程。高校校园社区人居环境景观整体设计中应当契合所在区域的具体环境,明晰学生公共活动的具体要求与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情形,并加强该区域的文化性格与人文色彩,保障区域环境的自明性、永恒特性与场所历史文化特质,从而形成丰富多元的艺术形态。文中通过高校校园社区人居环境中心区景观的概念内涵、文化内涵、构景元素设计的总结与分析,希望对高校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有所启示与引导。     

对我国毒品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的重刑化趋势,与毒品犯罪高涨不下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希望通过"以刑抗罪"的传统模式来防范毒品犯罪的实践路径,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重刑适用的诸多弊端,也与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不相合拍。应当改变当前过于倚重刑罚防控毒品犯罪的窘境,重构毒品犯罪的刑罚结构及其内容,从禁毒策略体系入手进行一体化构建,这理当成为法治化语境下理论界与实务界为之不懈共同努力的前行路标。     

市场化和城市化中党的基层组织转型的大趋势

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城市的转型。在城市转型中,城市的主要生活空间逐渐从单位转向社区,相应地,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心也由单位党建向社区党建转移。然而,社区党建既没有单位党建所依靠的结构化的权力支持,又面临着由社区的流动性、匿名性、老龄化、碎片化等诸多特征带来的巨大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调适性策略,如完善自身建设、构建"大党建"组织模式、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等等。这些调适性策略不仅有助于维持党的生存,而且有可能带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社区治理创新呼唤柔性领导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区是社会的最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社区治理的创新入手。实施柔性领导力是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的内在需求。柔性领导力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实现社区治理创新内在要求的功能。鉴于社区治理创新基本原则对柔性领导力的需求以及柔性领导力在社区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开发现代...     

基层党组织如何助推社区共同生产？——基于S市L社区蔷薇项目的案例研究

以往的研究遵循着社会自主秩序的逻辑,探讨了社区共同生产自主形成的动因,然而,肩负着引领社会治理使命的基层党组织,在微观层面上具有哪些助推社区共同生产的具体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通过对S市L社区蔷薇项目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启发、触动、压力和反馈等助推机制,促进社区共同生产的形成与持续实施。其中,基于启发机制的助推策略有助于为公众积极分子提供社区共同生产的初始灵感;基于触动机制的助推策略能够帮助公众将外在参与任务转化为自发认同的社区事业;基于压力机制的助推策略可以为消极参与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驱动力;基于反馈机制的助推策略则可以帮助公众建立起参与社区共同生产的持续性意愿。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