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罪量要素

适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其量刑情节的档次成为问题。对此,全部援引说认为,该罪可以援引内幕交易罪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在内幕交易罪中,"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均属罪量要素,既是定罪的标准,也是量刑的依据,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同样包括援引其入罪标准和量刑条款,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也就可以参照内幕交易罪的相关法定刑。     

粟裕音乐情节

粟裕本人是个典型的音乐“发烧友”。他会月琴、口琴、洞箫，甚至连那时候的超级“洋玩意”钢琴也会。歌曲、汉剧、京剧更是他的看家本领。他在常德二师的音乐老师仓愧吾，1992年曾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回忆自己的得意门生：“粟裕爱好音乐，常来找我探讨音乐理论、声乐和作曲。他对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进行评论，发表独到的见解。”     

“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之思考

公安、司法机关对"醉驾是否一律入罪"存在较大的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提出的"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从实体上消除了刑法字面意义可能隐含的某些不合理、非正义的因素,更加符合刑法正义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既属于抽象危险犯,也属于"司法上的情节犯"。醉驾可以当然解释为"饮酒后驾驶"。对于不入罪的醉驾,除适用201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外,还同时适用该法关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拘留、罚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对醉驾作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司法解释。     

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分

按照通行的定义，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坏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从定义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在于主观上盗窃罪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目的犯，而故意毁坏财物罪不是。然而笔者以为，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并非如此。     

万里安徽上任连放三把火

197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一年万里61岁。第一把火：送“神”出“庙”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万里要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快刀斩乱麻：送“神”出“庙”。安徽原省委15名常委中，有5名支“左”的现役军队千部，     

死刑案件证据规则的实践路径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对保障办案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执行和应用该《规定》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的挑战。一是司法观念的挑战。《规定》秉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凸现了程序价值,这与我国政法三机关历     

加强对自侦案件中立功情节的审查和认定

立功是刑事案件的重要量刑情节,立功的准确认定与否,对被告人刑罚的最终裁判有着重大影响。被告人具有立功情节,表明其有悔罪表现,从立功制度的设立初衷来看,也是为了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降低其再犯可能性。但司法实践中,一部分自侦案件被告人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提供给司法机关,从而获得了不当从宽处罚,违背立功的本意,也损害了公平正义。为全面掌握全市自侦案件立功情节的认定情况,特对我市近二     

视听资料的特点及其审查判断

视听资料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以录音、录像所反映的声音和形象、电子计算机所贮存的资料、其他科技设备所提供的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视听资料列为一种新的证据,说明了视听资料的重要性。深刻地理解视听资料的特点并在实践中正确地进行审查判断,对充分利用视听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视听资料的特点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一样,都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某些共同的属性。但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视听资料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种类证据的特点。(一)视听资料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2年5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7次会议、2012年8月2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交易控制：从“赔钱减刑”到“花钱买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民事赔偿影响量刑的解释规制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赔偿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导致被害人上访申诉的案件比例越来越高，基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司法机关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影响刑事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但是此种做法的本质是利用国家刑罚权的退缩来实现刑事审判中各主体的利益，因而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应当在一定原则和限制条件下保障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防止该制度成为有钱人的免死金牌，实现法律赋予该制度的正义价值。从“赔钱减刑”的现象分析入手，通过分析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建立在司法现状基础上，提出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合理范围，以期最大限度的实现“赔钱减刑”所具有的正义价值。